麦克唐纳问我这个看似单纯的问题，实质上是在让我选择合作，还是选择结束我刚刚重新起步的政治生涯。
他问的真正问题是：“你是不是我们的人？”“是的，这的确是个问题。
”我说，“但我想我能说服大部分代表，让他们同意把它写在选票上。
”麦克唐纳开怀大笑。
他看着普劳斯，仿佛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
普劳斯也冲着他眉开眼笑。
毫无疑问，把我招募进来是他的主张。
“普劳斯先生告诉我，”麦克唐纳说，“你在纽芬兰很受欢迎，尤其是在独立小港上，因为你曾经主持过一个叫“撞钟人”的节目。
”“我想除了这一点还有别的原因。
”我说。
他用力点点头，好像在说他毫不怀疑我的成就，同时又似乎对我有了好感，知道我那粗笨却还瞻前顾后的样子算不上缺陷。
我很想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更加明晰地表态。
我认定自己听到的只是某个计划的序曲，他将很快揭开整个计划的面纱，然后交由我去执行。
但他的心情一直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
我猜测是不是在他提到“联邦”这个词的时候，我脸上划过的一丝憎恨让他反感。
仿佛站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太幼稚或者口风不严，举止不得体，不能当做合伙伙伴来信任。
我想到将来他离任时，可能会让普劳斯补我的缺。
接下来的半个钟头，他问了我许多能挑起话茬的问题。
最后他说很高兴见到我，然后便叫罗德尼送我和普劳斯出门。
普劳斯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等他说些什么，他却只是一味冲我咧嘴笑。
现在的他已经46岁了，可笑起来还和当年承认没把我父亲的那本书给他父亲看时一模一样。
或者我一开始是这么想，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这样咧着嘴笑是觉得当场抓到了我在做坏事，他还跟别人一起，把我摁倒在了地上。
我的傲慢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见麦克唐纳时，除了事先约定好要说的话，我什么都没说。
我成了他们的人。
我想知道，长期来看这会意味着什么。
今后几个月，会不会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操控呢？这点几乎是肯定的，但是它甚至对我来说也是无形的。
我不需要知道我的成就曾受过他人恩惠。
对我来说不知道更好。
否则，我会觉得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有一个无形的人在为我扫清前路。
麦克唐纳要见我，无非是想掂量掂量我的分量，但似乎我也对他做了同样的事。
不过我估计，他看到我之后就知道，我无权无势，给他造不成什么麻烦，还看出我正拼死抓住这个可能成功的最后机会。
他自己已经61岁，眼下担任的是退休前的最后职位。
纽芬兰完全阻断了他成为上议院议员的道路。
这一点上，众所周知，他难逃反对工党之嫌。
我曾在某处读到过，大英帝国曾有200多幢建筑顶着政府大楼的名号。
仅制作天窗盖这项工作便进行了多年。
但时至今日已经所剩无几了。
没费口舌，我已明白自己的新任务，要么通过议会途径使加入联邦出现在选票上，要么招徕足够的支持者为加入联邦投票。
如此一来，若有必要，英国会为证明自己的正当而藐视全国大会的结果。
要协调这一点与我的道德心并不难。
我告诉自己，纽芬兰人加入联邦会引起怎样的变故，这个问题不重要。
除非获得大部分人投票支持，否则根本不可能加入联邦。
至于英国人的干涉，一旦他们摆脱我们，也就意味着我们摆脱了他们—一个彼此互利的解脱。
许多个晚上，我都兴奋得睡不着。
唯一困扰我的是，如果加入联邦能在全民公投中获胜，我会不会在干完许多跑腿的事后又被丢在一边，或是给点小恩小惠了事，就像1928年我帮理查德爵士获胜后一样。
普劳斯的参与尤其令我不安。
普劳斯当上总理，当上加拿大新成立的第十个省—纽芬兰省总理的画面噬咬着我。
普劳斯—总理。
此后不久，菲尔丁在她的专栏里写道：“斯莫尔伍德并不是真想加入联邦。
他支持联邦，是因为他知道，有他就肯定会失败。
他真是最爱国的人了。”
27 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
总督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写了一首四个诗节的四行诗，配上音乐，就成了纽芬兰正式的国歌《纽芬兰颂》。
《纽芬兰颂》有6种曲调，第一个曲子是德国管乐队指挥E．R．克里普勒谱写的。
博伊尔非常讨厌克里普勒的曲子，他把版权买下来，阻止它面世。
1906年，纽芬兰人查尔斯·赫顿谱写了第二首曲子，1907年，纽芬兰人阿尔弗雷德·艾伦又写了一首。
赫顿和艾伦究竟希望实现什么目的，这一直是个谜，因为早在1904年5月20日，纽芬兰政府就已经把博伊尔的朋友，著名的英国作曲家休伯特·C．巴里谱写的曲子作为官方的乐曲。
在纽芬兰，传统的看法认为，艾伦的曲子要比其他所有乐曲更优秀，包括巴里的曲子。
但在纽芬兰这样的国度里，就像是在动画中的神话里一样，真正的国王总是背井离乡或破衣烂衫，而那个冒牌者却篡夺了王位，这是非常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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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之夜（1）
奥尔戴斯和斯夸尔斯去世了。
那时的内阁要员也都或死或退休了。
代议制之前遗留下来的著名人士反对全国大会。
他们勉强接受后，仍以为大会决定的并非我们是否独立，而仅仅是以什么形式独立。
他们想利用大会做宣传，好让他们担任总理或内阁成员。
还把加入联邦视为一个“古里古怪”的选择，以为又是一串希望借此掌权而惨淡经营的人所玩的新花样。
他们这么做丝毫没让我烦心。
我希望，等他们意识到要认真对付我时，已经晚了。
此时，理查德爵士的旧自由党硕果仅存的只有高登·布拉德利。
他是1934年保守党大获全胜时，当选的两个自由党人中的一个。
布拉德利一副哭丧脸，眼睛下面是熊猫似的黑眼圈。
他是最有希望能争取到我这边来的一个略有名望的“名人”。
他已经当选全国大会的代表。
我劝他加入领导联邦运动。
如我所料，他并不愿意。
“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照做就行。
”我这么对他说。
虽然我想都想不出，布拉德利领导的什么运动能成功。
布拉德利表示，只要有精力，他愿意遵照我的意思做。
他养精蓄锐的过程却总是无果而终。
布拉德利将他的萎靡归结为幼时曾患猩红热，在襁褓内裹了多日。
“他们不该把我包起来。
”他一遍遍对我说。
他似乎要我相信，人体产生精力的部分已被那段马拉松式的包裹永远扼杀了。
其实是我把他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个地方，为他写好一篇篇的演讲稿。
可他讲起来却这么无精打采，有时候连我都忍不住睡着了。
全国大会召开了。
代议政府在会议厅安装了话筒，允许整个过程向全岛广播，但狡猾地否认了其他成员的指责。
他们认为，广播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纽芬兰人熟悉那个声音，仿佛“撞钟人”又回来了。
大会通过一项提议，决定委派代表团去伦敦，去咨询独立后的纽芬兰能从英国获得何种援助。
麦克唐纳总督先于代表团秘密去了伦敦。
他与自治领秘书安迪森勋爵商议此事。
“只有这样，勋爵阁下才能获得确切消息。
”行动被揭发时，他这样解释。
安迪森勋爵告诉代表团，鉴于战争中大伤元气，英国再也无力支持纽芬兰。
作为独立人士及代表团团长的彼得·卡申提醒安迪森勋爵，纽芬兰一贫如洗的根本原因是帮助英国在一战中获胜。
“上帝会帮助纽芬兰。
”卡申离开时这么对他说。
“自助者天助。
”安迪森勋爵回复道。
紧接着，大会又决定委派代表团去渥太华，与加拿大就加入联邦问题进行试探。
我和布拉德利领导这个代表团，一道去的还有些非民选官员。
事情一开始便不顺利。
时值七月，渥太华热浪翻滚。
这令布拉德利想起了他被包裹在襁褓里的旧时光。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在洛里埃别墅的床上，乞求我别让他出门。
我当时非常急躁。
如果我们不在渥太华做出一点事来，英国就会派其他人来取代我和布拉德利。
新来的人至少有一线希望能把加入联邦一项列入选票。
我请求布拉德利，是否可以考虑不在外衣下穿衬衣裤，或者别穿粗花呢那么容易发热的衣服。
他同意后，我陪他去了斯巴克街上的羊毛制品店，买了六条宽大的短衬裤。
在收银台付钱时，布拉德利站在我身边，对我说我们的代表团毫无用处，说加入联邦不可能列入即将到来的公投选票中。
即便列上，我们也会输。
现在该做的是，乘下一班向东的火车回国。
我丝毫不为他这番言语所动，还为他买了一套亚麻布衣服。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穿短裤，而不是粗花呢套装。
这些变化略微减轻了他的痛苦，但在渥太华他依旧无精打采，大汗淋漓。
雪上加霜的是，在这幢有空调的房子里，我们不可思议地碰上了加拿大的代表。
这些人一开始计划就非常明确。
他们竭尽全力，帮我将联邦“出售”给纽芬兰。
接下去的三个月里，布拉德利坐在我身旁，一刻不停地抹着前额，脸上，脖子上的汗水，用力撩拨衣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