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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几点结论
第一，比较优势竞争是通过增加丰裕要素的就业和提高其价格来增加该丰裕要素的收入的，除非贸易条件因为使用该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过剩而出现逆转，比较优势竞争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对收入公平分配都是有利的。
第二，自主创新竞争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来增加贸易所得的，并且是通过导入一个广义的中间品生产部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除非技术创新对于要素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是中性的（既不特别偏向于过多地使用资本和知识要素，也不特别偏向于过多地使用劳动要素），否则，自主创新竞争就极有可能在导致贸易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恶化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并由此而引起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因此，不仅是外延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即使是依靠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也有一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为何也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也会陷入衰退。
第三，据此，我们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究竟是选择比较优势竞争模式好还是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好并没有一个唯一的解，关键是要看贸易条件的变化和自主创新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所以目前关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究竟是参与比较优势竞争好还是自主创新竞争好的争论是有偏颇的，它很可能把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引向歧路。
中国的选择
在讨论中国的选择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因为正是在一些基本事实上的错误解读，使得目前的争论失去了科学性，并有可能蜕变成为一场不同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且还极有可能导致中国未来选择的错误。
许多主张中国应当立即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模式来参与国际竞争的人，经常会以拉美和东亚缺乏自主创新而导致增长危机为例，来证明中国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5）
导致拉美经济增长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选择了比较优势竞争模式，而恰恰是因为其过早地摒弃了比较优势竞争模式，错误地选择了旨在退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并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国际举债走向带有自给自足的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结果因为自主创新能力过低，产品缺乏竞争力而使得企业无法盈利，微观上的失利最终导致宏观上因政府所借入的大量外债无法如期归还而引发的债务危机。在多次这样的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拉美国家中除了因为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继续推行比较优势竞争模式的墨西哥幸免于难之外，其他国家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做出如此错误选择的恰恰不是市场和企业，而是一个极端官僚主义的政府。
至于发生在1997年的东亚危机，国际社会早已把它定义为金融危机。导致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从而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机会。假如一定要像克鲁格曼一样，把东亚的金融危机归结为创新不足，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场危机也波及了在亚洲国家中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强的韩国（从统计数据来看，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前的1996年，尽管印尼和泰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确实很低，前者为％，后者为％，但是韩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却达到了与德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为％，而且无论是韩国还是印尼，它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量都要远远超过拉美国家）。所以，从事实来看，东亚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不够审慎的金融开放所造成的。因为金融过早地走向自由化，结果由于货币和金融因素的干扰而使得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其主要的机理就是资本过度流入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剩的货币供给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便开始大量进入衍生金融和房地产部门，从而导致工资成本的增加和土地等商务费用的上升，结果使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尽失，投资的收益预期即刻逆转，于是大量资本开始外逃，本币迅速贬值，终于触发了导致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的东亚金融危机。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简单地讲，就是我们必须善待和珍惜“比较优势”，千万不要在一国的贸易条件尚未恶化、国家创新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轻易地摒弃“比较优势竞争模式”。
当然，我们决不否认自主创新能力在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但是，就像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构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保证。当一个国家缺乏具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和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研究与开发经费的低效率使用。
不仅如此，当一国的比较优势还足够大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开展自主创新，反而有可能造成过度创新的消极后果。这里的逻辑可以简单叙述如下：有效的创新总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来的将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商品价格的下降，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要素价格，也就是要素收入的下降，特别是被创新所替代的劳动要素收入的下降，这时，即使不发生整个国民经济的贫困增长，至少也会发生劳动相对贫困的增长。当然，可以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自主创新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并且该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然而问题恰好就在于：既然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比较优势竞争就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通过迂回的自主创新生产方式，去追求一种具有极大风险的创新收益，并且还会导致劳动受损的竞争战略或增长模式呢？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6）
现在，让我们回到此节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国际竞争模式才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呢？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我们首先就需要给出可供中国进行选择的约束条件（即我们进行选择时所必须面对的初始条件）。对此我们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要素禀赋看，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非常密集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期末人数为亿多人，而中国拥有的劳动人口可能高达7亿人左右，中国的农村绝对吸纳不了余下的6亿左右的劳动力。因此，在今天的中国事实上还存在着大量被闲置的过剩劳动。
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高度短缺。2002年每百万人中的工程师数量，中国为633人、阿根廷为715人、韩国为2 979人、日本为5 085人、德国为3 222人、美国为4 526人。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包含了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典型国家）工程师人数相对比例最低的国家就是中国。尽管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飞快，但是毕业人数较多的是文科生，工科生的毕业人数至少从相对比例上来讲是一直在下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培养工科生需要更多的投入，因此当教育投入不足时，工科生的供给数量必然会下降）。
第三，中国技术创新的效率是很低的。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 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在绝对量上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多研发人员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中的效果并不显著。不仅在创新的总量上要少于美、德、日、韩，而且在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和日本等国，技术创新主要是由私人完成的，而在中国技术创新则主要是由政府和非居民的组织完成的。2003年，以上所列国家的私人部门与政府和非居民组织的创新比率大致为：中国、美国、日本。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自主创新效率很低的国家。这是因为，私人部门不仅面对较硬的预算约束，而且其创新取向总是面向市场竞争的，但是，政府以及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机构的创新不仅存在众所周知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而且在创新过程中经常表现出忽略市场的倾向，因而就难免创新低效率现象的发生。
第四，中国不仅是一个技术创新效率较低的国家，而且也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