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美关系的上述所有基本形势，中国可以也应当一方面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更认真地注意控制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的磋商范围，增进其磋商深度，保护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发展中美之间有选择的战略合作，继续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未来较多地放心。
至少在今后几年内，关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需要重视的是正在变得更重要更突出的中美经贸矛盾，明了经贸问题上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趋向，懂得争取在治标和治本两方面缓解中美经贸矛盾的头等重大意义。这关系到保护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的外部有利环境，并且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的转换争取足够的时间。需要在护卫中国紧要的经济安全的同时，主要以积极、慎重、有限和渐进累积性的妥协努力，防止美国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发展到异常严重的地步，防止（也许极而言之）西方主要经济体愈益倾向于断定根本的自由贸易原则和经济全球化须予废弃或逆转。
为此，关于某些最重要问题的适当认识和判断至关紧要。第一，中美贸易矛盾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或许也是在世界上被最为广泛地认识的原因）是在中国一边，此即中国多年来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第二，也因此，以更大的努力和更好的方略争取中美贸易矛盾的实质性缓解和中美贸易基本平衡的逐渐实现意义非常重大，它们不仅关乎中国的对外大战略，也关乎中国的总体大战略和基本发展方向；它们与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转变中国发展模式这一历史性的头号任务密切相关。第三，中美贸易矛盾这一经济问题确实是处在一个近乎决定性的和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之中，就此而言纯粹的经济论辩效用不大。什么叫“近乎决定性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指政治远不只是由经济学家、大公司和商人决定；特别在美国，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投票选举美国国会和总统的那些人决定，而在中国也有愈益重要的广义的公众舆论。什么叫“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这主要指中美贸易关系在美国被广泛地“政治化”，即出现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意象——几乎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将中国简单化地设想为世界工厂，大搞不公平贸易。持有这种意象的美国人太多了，要他们听从复杂的经济道理至少一时不太可能。第四，对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一种仍包含“谁得到较多”这一问题的互惠互利的关系）要有一项常识性的理解：哪个获益相对较多？哪个有着相对最为听似有理的抱怨？中美贸易关系的当前状态是否跻身于中国当前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环境之列？
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3）
在军事能力发展问题上，中国既要坚持军事现代化和发展中远程投射能力，又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将军力发展置于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框架内，更仔细地平衡主战略与次战略的关系、增长军事实力与消减不利反应的关系，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更精明地与美国周旋，争取促使五角大楼和美国防务知识界内的对华温和势力逐渐增强。中国还需要开始高度关注和努力缓解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上逐渐突出的与西方国家的重要矛盾。与此同时，中国应当争取“赢回”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导或部分主导地位。中国还应当更主动更有效地推进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体制的生成，高度重视美国在亚洲晚近得到加强、并且很可能继续加强的对华外交竞争，更积极更精明地从事这主要是关于造就朋友、赢得善意和加强柔性影响的比赛。
对于中国的大战略及其实践来说，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三大新近浮现的有相对长远影响的问题，它们在未来可以变得甚至更为显著。第一，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关于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不断重申的保证现在开始变得局部地“不相关”，因为它既依靠言辞宣示也依靠实际行为业已如此成功和有效，以致西方大多数“知情听众”（包括美国政府）实际上显然相信中国现在是和平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或至少大体如此；对它们来说，愈益需要的是中国关于自己“负责任的崛起”保证——同样既依靠言辞宣示也依靠实际行为的保证。
第二，由于美国的相对弱势，也由于从它在伊拉克和中东的巨大的战略 ／ 政治失败中学得的教训，第二届布什政府与第一届相比已变得远不那么单边主义；与此同时，它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不满它们看来的中国“单边主义”（那与它们大致赞扬的中国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存并行），例如在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境外能源追求、非洲外交、对中西贸易矛盾和全球环保的态度、与“不良国家”间的密切关系或对它们的所谓过度姑息等方面。
第三，中国领导人似乎仍相信重申和强调“韬光养晦”能继续有助于世界对中国的和平意图和审慎态度放心，然而事实上“韬光养晦”现在已变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最不愿听的中国话语之一；因为，这在他们的耳朵里越来越像“免费搭车”战略，规避当今中国应当也有能力承担的“责任成本”，对他们希望或甚至敦促中国去做的事情经久地不予表态。以上三点一言以蔽之：“国际责任”而非“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
中美关系眼下的短期图景如同长期前景一样是双重性的，其中的负面色彩比２００５年秋季往后的任何时候都浓重。自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之交以来，与此前一年多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最佳时候”相比，已有的和新起的猜疑和对立一直在变得引人注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首轮大致未获成功，第二轮虽获一定成功但相当有限，仍不足以阻止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在今后更加恶化；中国反卫星试验后，“中国军事威胁论”急剧再度勃发；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几项经贸“惩罚”措施，表明它开始倾向不再着力认真抵抗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在美国舆论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所谓缺乏政治改革的不满和指责变本加厉，并且伴随着对美国长期对华战略的一大目的的严重质疑；从国内政治考虑出发，美国自２００７年１月起在朝鲜问题上的行为蕴涵对中美“利益攸关者”关系的一定损伤。不仅如此，对华态度相当积极的布什政府由于伊拉克局势而在国内处于严重弱势，而且美国党派力量对比正在变得远不那么有利于中美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很可能将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时段视为中国的“易受伤害”期，从而为赢得中国的让步而加大在多个重要方面的对华压力。所有这些可能导向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向下波动，其间甚至有可能出现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较严重对抗和一定的“制裁 ／ 报复”较量，并且由此引起中美关系气氛的一定恶化。这与台湾等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大小风波一起，会较严重地妨碍中国圆满完成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需要尽可能防止或扭转这么一种可能的动向。
然而无论如何，美国世界权势的相对衰减和中国崛起的已有成功，无疑意义深远。关于未来前景，就其大者而言之，可以认为在中国和平崛起和社会进步持续下去的前提下，中美“权势转移”趋向很可能愈益发展，并且很可能最终导致和平或基本和平的“格局转换”，即由中美分享不同优势取代原先广泛的美国单独优势。中国可以对这一前景有较大的信心。中国和平崛起观念体系和相关战略的一大部分根本依据，连同“和谐世界”理念的一大部分根本依据，是世界政治基本性质在当代多年来发生着的变化，那就是国际政治理论家理查德？罗兹克兰斯在１９８５年著书强调的“贸易国的兴起”，或者是１９７７年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和论说的“复杂的互相依赖”。在这样的变化中，与先前的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在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以及“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全球范围内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愈益增多同质性，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作为巨型“贸易国”的兴起以及作为“和谐世界”理念提倡国的思想和实践贡献，无疑是顺应和推进世界基本潮流的。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经和平崛起和中美关系的长期战略性操作，有确实的便利和可观的前景成为美国不得不接受并与之协调的世界强国。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1）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
王 缉 思
认识美国和认识自己
（一）我们认识美国与美国认识我们
我们中国人总以为我们了解美国超过美国人了解我们，我认为这是需要分析的。如果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讲了解，你要是问小布什是谁，老布什是谁，哪怕是路边的老太太也知道。但你要是去美国随便一个社区问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是谁，过去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都答不上来。所以，当然是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程度要多于美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的了解。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一个强国和一个并不是很强的国家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同等的了解程度。比如说你现在问一个中国的老百姓印度的领导人和越南的领导人是谁，他很可能都不知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很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