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实在是不敢恭维。于是，在课堂上，他就舛误迭出，学生深以为苦。然而，须知要举发这些错误，得“拿证据来”（胡博士语），学生的笔记终不足为凭。恰有某生，借到了朱大教授的讲义全稿。傅斯年高兴得不行，一夜看完，一下子逮住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上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了三十几条错误。蔡元培是内行，一看自然明白，可是他很难相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现的，因为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众人顿时惊慌，害怕蔡元培真要考大家，又害怕傅斯年一个人担负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校长之前，每人分认几条，预备好了，这才进去。校长大人果然口试起来，分担的人就头头是道。考完之后，校长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学生们退出之后，个个大笑起来，一旁的外系同学罗家伦也跟着哈哈大笑。——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功课果然就得到了调整。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2）
正是这过人的才气，滋长了傅斯年特别的豪气和脾气。于是在他所在的那一级（一九一九级）北大国文系，他理所当然地被推为老大。而他的小弟，则有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罗庸、杨亮功、郑天挺、邓中夏、郑奠、张煦……几乎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几个还成了名校之长。那是个盛产传奇的年代。而这些人，则是传奇中的传奇。在此后的日子里，傅斯年依然像老大哥一般罩着他的这班小兄弟们。
那些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住一屋，大家一起拼命用功。常相往来的罗家伦也和他们一起做事。一不留神，大家就弄起了《新潮》杂志，三下两下的，几个毛头小孩子居然捣鼓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一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刊，便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在此期间，他和罗家伦开始了一生的交往。
那一年上，俞平伯毕业了。时人留洋成风，俞家又很有些银子，俞平伯就也想要留学去。家人总是不让，以为孩子尚未长大（那时他年方二十，个子又小，书生气重），所以终不放心。后来，俞平伯就说：“傅斯年也在那边呢！”这样一来，大人才松了一口气：“有他在，就放心了！”于是遂得放行。俞平伯高高兴兴地就去了英伦。
三
那时候的柏林，因为大学水平高，也因为消费水平低，中国人云集于此，甚至英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前来。比如，朱家骅、陈寅恪、赵元任、毛子水、姚从吾、俞大维、徐志摩、金岳霖、周炳琳、段锡鹏等等。傅斯年和他的密友罗家伦也在其中。真可谓群贤毕至，蔚盛一时。有一次，老校长蔡元培来到了德国，各方人物咸来问候。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同游波茨坦的无愁宫。行经一处房间时，傅斯年沉迷于欣赏伏尔泰的雕像，因此落后了。人们把他找回人群后，蔡元培问罗家伦说傅在看什么呢？罗家伦信口胡诌道：“孟真（傅斯年）对伏尔泰深深鞠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原来是李义山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主无才应怜君’。”傅斯年气得要上前来揍罗家伦，罗家伦笑着躲到了蔡元培边上，蔡元培也不禁失笑，这一笑，傅斯年骨子里的幽默就恢复过来了，众人哈哈大笑。
饶是如此，留洋的日子还是异常枯燥。学子们每每只好编织各种荤荤素素的“段子”来消磨闲暇时光。傅斯年更多地是潜心苦读，学问大进。这为他日后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回国后的傅斯年，立即不管不顾地大干起来。他先是应朱家骅、戴季陶之邀到了中山大学。广州是革命的大本营，北大是新思潮的发源地，当然就有缘，新派人物常常往那儿跑。在那里，他遇上的鲁迅、顾孟馀、朱家骅、许崇清、何思源、江绍原、陈公博、郁达夫、杨振声、罗常培、顾颉刚、冯友兰等许多人，都是当年北大的人物。那时候的中大啊，差不多就是北大人的天下。
当然，岭南终非久居之地，傅斯年还是一路北上，到了南京，又到了北平，终于在母校扎下了根。那些年，傅斯年一边任史语所所长，一边做北大教授，和蒋梦麟、胡适、周炳琳等人一道，干得风风火火。眼看着就要过气的北大，在他们一拨人的折腾下，又元气复振了。
傅斯年一生显赫，做过北大代校长，做过台大校长，但他尤其在乎的是史语所所长一职。为了让中国学术界能和国际同行一争高下，傅斯年倾其所有殚精竭虑地努力着。史语所乃是他毕生功业之所系，他在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北平学术界，他一直以“老板”见称。在史语所期间，他亦力行“拔尖”主义，把各校学生中的“尖子”都竭尽所能地挖到自己麾下。北大、清华和中大的许多英特才子都被他“搜刮”而去。这种挖人台柱之做法，和罗家伦为清华四处挖人的所为一样，几乎就是“不择手段”。因此，许多学校对此又爱又恨又怕。傅斯年不以为忤，而且一如既往。短短几年间，史语就到达了国际瞩目的水准，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3）
傅斯年爱才如命。他对“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极为推崇，为了请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参加史语所的工作，他特地致函罗家伦、杨振声和冯友兰。按规定，教授一般不得兼任校外职务。但清华方面为其诚意所动，终于破例答应了傅的请求。后来抗战期间，傅斯年又相中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三顾茅庐，亲自登门请李来出任组长一职。李断然拒绝。傅斯年不甘心，继续来请。几次三番、三番几次之后，李才答复曰：“对不起，在我看来，第一等人才应该做研究，第二等人才去教书，只有第三等人才才应该去做行政。”傅斯年一听，脸上立即挂不住了，连忙鞠躬道：“对不起，那我是第三等人才了。”他这才转身走了。
正是这爱才如命的所长，为史语所的辉煌创造了必需的条件。可是这个傅斯年却从不“礼贤下士”：对年轻人，他不事优容，而是“恩威并施”。那些才俊们，一俟被“拔尖”而来，则要接受他的清规戒律：三年内不许写文章，无论如何不得随便请假，一有时间就要做研究，老老实实坐冷板凳，“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长大人从来说一不二，容不得有旁的意见，这就开罪了不少人。正是这样，大胖子傅斯年被陶孟和贬为“胖猫”，而年轻人则成了“小耗子”。史语所在四川的时候，年轻人都耐不住性子，趁“猫”不在的时候，聚在一起凑热闹。一次，大家正围着前辈董作宾有说有笑，突然是谁嘘了一声：“胖猫来了。”“小耗子”们立即作鸟兽散。只剩下董作宾一个人在那里尴尬地笑着。傅斯年进来，大喝一声：“各忙各的去！”青年人大气都不敢出。
人们早已知道，这傅斯年原就是个性情中人。他素来有极强的民族情结，因此被目为“义和团学者”。一日，他对罗家伦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罗家伦一愣，脑筋一时转不过来，问：“为什么？”傅斯年答：“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罗家伦闻之愕然。这时，日寇已经在威胁我国的东北了。
孩子降生后，傅斯年逢人就夸说他是如何如何的聪敏。罗家伦打趣他：“犬父竟有虎子。”傅斯年不以为意，倒为之大喜。
“冀察事变”后，日本就在闹华北特殊化。当时许多亲日派人物乐颠颠地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甚至北平市长萧某人也把日本人当爷爷捧着。一次，市长大人招待当地各位教育名流，萧某人居然和颜悦色地为日本招降，至少要求诸位闭口不语，莫谈国事。在场的百十号名流，平时都道貌岸然能言善辩，独独此时都缄默无语，惶惑不安。在一片窒息之中，傅斯年立即挺身而出，当面训斥萧某人。他大声表示无论如何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就算是死，他也要反对。傅斯年跳出来后，场面立即活跃起来。市长大人开始张口结舌了。正是傅斯年这尊冲天“大炮”，为当时阴霾密集的北平上空增添了些许亮色。
五
抗战期间，举国都在苦苦挣扎中，傅斯年亦复如此。但他在极端繁忙的治学之余，仍不能忘情于世，始终对外界事事关心。他的“大炮”之风更是大显神威。
傅斯年老早就对官场作风恨入骨髓。他对王芸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其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其下属，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4）
果不其然，当此生灵涂炭之际，不少权贵却变本加厉，借机大发横财，蚕食民脂民膏，孔祥熙尤其如此。对此极端恶劣的行径，作为国民参政员的傅斯年痛恨至极。别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傅斯年却忍无可忍。他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有关权贵，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为平息此事，特请傅吃饭，说：“孟真，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答曰：“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莫可奈何。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入香港。大批在港名流危在旦夕。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各方全力解救。重庆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十八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当地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飞机返渝时，人们前去迎接。然而，万万料不到的是：机门打开后，看到的只是孔某人的夫人宋蔼龄、二小姐孔令俊等人款款而下，附带的还有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