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儒家所讲的“仁”有两个要求，一是真诚，二是主动。当这种真诚而主动的力量出现之后，就是孔子所谓的“立志行仁”，走上了人生的正路。走上人生正路，人格的尊严和价值会被不断地展现出来，人的生命也就具有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2。行仁与为善
一个人立志行仁，是从真诚觉悟了内心向善力量的开始，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善与恶是我们都熟悉的概念。有人问，既然儒家叫我们行仁，那么行仁与为善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同样的意思，或是说有不同的内容？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问，孔子提到“行仁”以前，天下有没有好人？当然有，而且多得很。既然这样的话，孔子又何必另造一个“仁”字来鼓励大家呢，直接讲“善”不就行了吗？可见，行仁和为善还是有差别的，关键差别在于一般人做好人往往是符合社会的规范或别人的期许，但不见得知道为什么要做好人。知道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事，牵涉到人性是什么的问题。
儒家关于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立场，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向善”是我这些年以来研究儒家的心得。孔子有没有说过人性是什么呢？没有明确说过，但他隐然接受的信念则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是指性本善吗？如果是性本善，应该说性相同了。所以“性相近”是指：性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个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领导者体现出善行时，老百姓自然闻风景从，说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趋向。因此，“仁”这个字，虽然离不开“善”的含义，但不仅仅如此，孔子的“仁”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名词，指涉动态的人之性——人性向善，同时也指涉动态的人之道——择善固执。所以，一个人立志行仁，是从真诚觉悟了内心向善力量的开始，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
孔子说：“只要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了。”
为什么？因为“仁”既真诚又主动，一个人真诚而主动的为善，代表他行仁的开始。在儒家思想里，真诚与邪恶是势不两立的，因为人性是向善的，人性向善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人要真诚。一个人真诚向善，才会自发的要求自己去做该做的事。
举个例子，一家小小的店面，贴着“童叟无欺”四个字。第一种考虑是为了我将来生意更好，不管老少，我一样价钱，绝不会欺骗你们，讲信用；第二种是我不考虑将来生意好不好，只为了我应该“童叟无欺”，我就要做到“童叟无欺”。行仁与为善的差别就在于此，儒家的行仁指的是第二种，是一种自我要求，一种道德价值，我不考虑外在的利害，只考虑我该不该做。接着孔子讲到另外一段话：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孔子说：“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厌恶坏人。”
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一般人是喜欢朋友，讨厌敌人。但我们的敌人不见得就是坏人，他跟你为敌恐怕是因为利益或观念上的某些冲突。真正的仁者怎么做呢？客观判断，没有任何偏私之心或其他顾虑。不能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做了坏事我也包庇纵容；这个人是我的敌人，他做了好事，我也不去加以肯定。这样一来，就变成不问是非了。如果对方也按照这种方式来对待你，恐怕你就要受委屈了。所以，仁者对于坏人好人，都有一种客观的评价，
绝不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或是敌人，就丧失了公正的原则。
这就是善者与仁者的差距，也许表现出来的行为一样，但内心的动机却有差别。“为善”可能还会考虑到将来的利益或自己的私心，“行仁”则只会考虑到自己该不该去做，不管外面条件怎么改变，也许要冒各种风险，也许会遭受批评，但是你只要认为自己该做，就可以坚持。相反，如果只考虑到外在的利害，那么外面条件一变，你恐怕也就跟着变了。所以，孔子对于“善人”总是不太放心，总觉得一个人做好事做好人，可能只是做到外在各种善的要求，不见得他内心真的觉悟了人性向善的力量，自我要求去做该做的事。两者开始很相似，后面的表现，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3。六位仁者
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不是说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离开外在的事功，事业、功劳与德行要配合起来。
人生有目的吗？如果有，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活着又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去问孔子的话，他恐怕会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行仁”啊。听到这样的答案，大概每个人都会感到压力，因为根据我的简单研究，孔子在《论语》里只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并且这六人当中的五位，下场都很凄惨。
《论语·微子》开篇就说，“殷有三仁焉”，商朝末年有三位行仁的人：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劝谏他而被杀死。
换句话说，这三人能够入选，都跟一位有名的坏人商纣王有关。第一位仁者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母亲生他的时候还不是王后，只是“帝乙之妾”，后来被立为王后，生了纣，所以由纣来继承王位。商纣王后来变坏了，微子屡次劝谏，纣王不听。微子便跑到“微”这个地方，在今天山西、山东一带，是他的封国。后来武王伐纣，微子“肉袒面缚乞降”，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跪地膝进，左边有人牵羊，右边有人秉茅，向武王请罪。武王将他释放，宣布恢复他原有爵位，以示宽厚为怀。
第二位仁者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看到商纣王变坏，只好装疯卖傻被当作奴隶，后来被关进牢里。武王灭商后，把他释放，亲自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结果，箕子不愿当周朝顺民，领了几千人经山东东渡朝鲜半岛，就是今天的北韩，创立了朝鲜历史上的“箕子王朝”，周武王也就干脆落个顺水人情——“以朝鲜封之”，现在北韩还有箕子的墓和庙。
第三位仁者比干也是商纣王的叔父，被誉为“亘古第一忠臣”。他二十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即纣王。兢兢业业干了四十多年，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却在六十三岁上，因为谏言纣王被剖心而死。
除了这三人，另外两位仁者的下场也令人同情。他们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伯夷为了让叔齐继承王位，离开国都，谁知叔齐知道后，也跟随而去。两人都不想继承王位，跑到西边周武王的地盘。当时周武王正准备起来闹革命。伯夷叔齐说，你最好不要革命，因为商朝已经统治六百多年了，大家都习惯了，你起来革命等于造反。但周武王说，商纣那么坏，不革命不行，要对百姓有交待。结果周武王革命成功，商纣王被杀了，变成周朝的天下。伯夷叔齐两兄弟就说，不行，我不要吃你周朝的食物。其实食物哪里分什么周朝商朝的。但这两人非常清高，逃到首阳山上活活饿死了。司马迁写《史记》时，特别给他们写了列传，替他们打抱不平，说天道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这么好的人有这么可怕的命运呢？等于善没善报，恶没恶报。可是孔子说，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们所追求的是行仁，也达到行仁的结果，因此不会抱怨。那么，行仁是不是都会下场很惨，甚至杀身成仁呢？孔子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不会为了追求活命而伤害仁义，他可以杀身成仁。但这是一种极端情况，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如此。
这五位之外，《论语》里提到的第六位仁者是管仲。管仲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齐桓公的宰相，一辈子只有年轻时比较辛苦，后来都是荣华富贵。这样一个人，孔子为什么称赞他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事，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了春秋初期的战争，使百姓不必经历生灵涂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民到于今受其赐”，以一人之力造福百姓，百姓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所以孔子说他合乎行仁的要求。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不是说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离开外在的事功，事业、功劳与德行要配合起来。你要能够替众人积极地做一点好事，让大家和睦相处，让社会更为和谐，譬如你当县长，能够把整个县治理得很好，孔子也会称赞你做到了行仁的要求。
“仁”这个字，孟子说是上天给人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活在世界上最安稳的住宅。儒家讲“仁”是人生的目的，人活在世界上，从真诚开始，主动走上正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生命跟大众的福祉结合在一起，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真正的儒家应该是这种立场。孔子本人，虽然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最后以自己的德行和学问开创了儒家学派，使后世每一个人学过儒家都能了解人生的目的在于“行仁”，由这个目的出发，人的生命才能不断成长，最后达至圆满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也是一位仁者。
4。立志求道
因为一个人如果放弃志向，就会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