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编制，我们只有一辆有篷的卡车。”
谢尔皮林点了点头： “把犯人带进来。”
不一会儿，中校把犯人带来了。没有其他人跟进来，显然，他让那个押送人员留在门外了。
被判罪的中士站立的姿势，不象一般士兵站在首长面前那种应有的姿势——双手紧贴裤缝，而是倒背着手站着。谁教他这样站的，是那个押送人员吗？他的军便服上的腰带和肩章，按照规定，都拿掉了。只看得见拿掉肩章后留下的线脚。穿旧了的军便服已经褪了色。两肩留有戴过肩章的深色痕迹，胸前有挂过奖章的痕迹。三条表示负过伤的标志，其中两条金色的，已经谈不上是金色的，早已褪成红褐色的了，还有一条是红色的！这些标志还未拿掉。大概，没有这种拿掉标志的指示吧！三条标志缝得很牢，就象嵌在肉里的子弹一样。
中土是中等身材，个子瘦瘦的，剃的是光头，但现在已经长出了斑白的头发。下巴刮得很光。
“大概这是在带到我这里来之前刮的，”谢尔皮林猜想。
犯人站在那里，眼睛既不朝地下看，也不朝谢尔皮林望，而是看着旁边的墙，仿佛不想用自己的目光去打扰人家。他似乎已经听天由命了，他不想让人家看他的眼睛，不想使人家为此而问心有愧。
但是，现在所有这些在脑际盘旋的念头，也不能使谢尔皮林忘记：站在他面前的不仅是一个遭到不幸、等待处死的人，而且，正是他，正如判决书里确切地写明的，就是这个人，用自己的双手，用他擅自发射的一颗炮弹打死了茨维特科夫上校，并使团长成为残废。
“你说说，尼库林，”谢尔皮林问道，“你是一个老兵，在迫击炮部队待了将近三年了，你明知有这个纪律，为什么不得到班长的命令就擅自开炮呢？何况，你是瞄准手，又不是装填手。而且，这又不是在战场上，在那里，有了伤亡，这一个人就不得不去替代那一个人！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我想保持炮火射击的速度，”中士回答时，望了望谢尔皮林，脸上露出困顿已极的样子。他已经不能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了。
“有这种愿望并不错，”谢尔皮林说，“但是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开炮。这一点你也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开炮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司令同志。”
在中士那呆呆的、疲惫不堪的脸上，倏地掠过一种表情：好象连他自己也感到突然，他竟然想起了件什么事情：“卡拉肖夫在那天才回来，他生了三个星期黄疽病，一直待在卫生营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讲的这句话，起先使谢尔皮林感到莫名其妙。
“卡拉肖夫是他们迫击炮班的班长。”中校解释道。
“我代替他，做了三个星期的班长，”中士说，他感到人家没有听懂他的话，想把自己还没有完全讲出来的意思解释清楚：可能，因为在前几次射击训练时，他代理班长职务，由他发“开炮”的命令，因此，这次他没有得到命令就开炮了。讲了这些话，他就不作声了，再没有讲别的什么话。
看到他不作声，看到他并没有拚命抓住这个突然想到的解释来为自己开脱，谢尔皮林感到，他面前站着的这个人是不会说谎的，是不善于为自己申辩的。也可能，他已经没有这种愿望了。
“那你是见了鬼了，怎么会把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塞进去呢？那时，你的脑袋瓜在什么地方？”谢尔皮林大喝一声。
在他那大喝一声的急躁情绪中，反映出他对所发生的事件无比恼恨，反映出他多么希望所有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也就在这个时候，中校才意识到，司令是不会批准这份判决书的。
“谁知道，”中士说。“问过我多少次，我也想过多少次了，我想不起来，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
“你想不起来，人倒死了！”谢尔皮林气呼呼地说。
“我有罪。”中士的眼睛又从谢尔皮林身上移开，转向一边，往他原先看的地方看。他一边仍然看着旁边。一边接着说：“难道我不明白吗？四二年在索菲耶夫卡附近，我们自己的榴弹炮连向我们，向我们阵地打来一排炮弹。死了两个，伤了九个。后来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把他们的罪过讲给他们听。讲又有什么用呢？死了的人反正不能复活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显得非常伤心，好象这番话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说的，而是代表所有其他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说的。
“是啊，在激战之中，如果因为每次弹着点过近，因为一颗炸弹炸在自己人的头上，或者因为一颗炮弹打在自己人身上，而要审判这些有罪的人，那要损失多少人啊！”谢尔皮林想到这里，又回忆起茨维特科夫下葬的情景。当时他刚死不久，躺在尚未钉上盖的棺材里，棺材停放在墓坑旁边，几分钟之后就要钉上棺材，随后大家往墓坑里撒上几把泥土就下葬了。死者的脸色蜡黄，两颊深陷。
这次，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他对这个罪犯已经不再感到愤恨，而只是对茨维特科夫和其他那些不应该死而死的人怀着惋惜的心情。听到这种情况，他是多么难受啊！
“我的决定怎么跟他讲，什么时候讲？”谢尔皮林看了中校一眼，心里忖度着。“现在讲，还是先叫人把罪犯带出去？”
中校的目光正巧碰上谢尔皮林的目光，他会意地站起来，把门稍许打开一点，向押送人员喊了一声，然后命令罪犯出去。
谢尔皮林把放在桌子上的公文移到自己面前。
“我打算在你们的报告上这样写：‘判决过严，不予批准……’下面怎么写呢？‘退回重审’？还是‘命令重审’？你们一般该怎么写？”
“您最好直截了当写上，您准备改判什么。”中校说。
“改判什么？送他到惩戒连去。我想只能这样。还有什么可判的呢？难道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吗？您去找军事委员签个字。我想，我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他签好字，您马上就去办，”谢尔皮林想起了明天的进攻，就说。
他写上“拟送尼库林到惩戒连，让他以血赎罪”，并且签了字。他签名的笔迹很端正，不用花体字，下面习惯地写上日期和钟点，然后把公文交还给中校。
检察员走了出去，门砰地一声关上之后，谢尔皮林慕地回忆起一件事，那是四三年冬天，恰恰在他担任集团军参谋长的第一天，巴久克也不批准一份死刑判决书，当时他是在场的。
巴久克拿着那份判决书看了很久，好象突然从字里行间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似的，就问当时他们的检察员波洛兹涅夫：“你看怎么样，波洛兹涅夫，如果我们不判处他死刑，他也许还能打死个把法西斯分子吧？……”
谢尔皮林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在这间德国制的窄小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打电话给鲍依科。
“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他在你那里，那更好。”
鲍依科说，集团军炮兵司令在他那里。
谢尔皮林戴上制帽，吩咐辛佐夫留在这里，守在电话机旁，就往鲍依科那里去了。树林里很凉快，谢尔皮林一边走，一边闻着树林里的潮气。从树丛之间的空隙里，没有透进一线光来，只见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很低。
在战争中，天气总是不能受人的计划的支配，这仍然使谢尔皮林感到不安。
鲍依科命令给自己搭了一个小小的掩蔽部，就睡在那里，而工作则在一个宽敞的、由两个帐篷连起来的大帐篷里。他喜欢工作的地方宽敞些，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给自己弄个大一点的工作室，把它收拾得整整齐齐。鲍依科需要有一个宽敞的工作室，还因为谢尔皮林一般不叫参谋长到自己那里去，而总是亲自跑到参谋长那里去工作，他认为这样做，对工作更有利，同时也节约时间。这种工作方法是他在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司令部里看到的，从那时起，他自己这里也照办了。现在看来，仿效这种好办法的不止他一个人。巴久克也跑到自己的参谋长那里去工作。过去，他只是顺便去看看情况，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制度了。
谢尔皮林走进帐篷时，鲍依科和炮兵司令马尔基安尼将军正站在鲍依科的办公桌旁边，弯着身子看一张同办公桌一样长的要图。两人直起身子迎接谢尔皮林。鲍依科的头几乎碰到帐篷的帆布顶。
“这家伙长得真高！”谢尔皮林每次满意地打量着鲍依科时，总不免要想到这一点。鲍依科身材非常高大，但配上他那宽阔的肩膀、健壮的体魄，却显得十分调和。他那傲然昂起的头上，长着淡黄色的卷发。鲍依科的脸长得端正、漂亮，但是，人们通常并不认为这种脸漂亮，因为这种脸上威严的表情盖过了它的其他特征。
马尔基安尼的身材也挺高。他是个细高个儿，但是站在挺直了身子的鲍依科身旁，就显得矮小了。鲍依科平时惯于把身子挺得笔直。不管是他向首长报告，还是下级向他报告的时候，他的身子总是挺得笔直，他的性格生来就是这样。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是挺直了身子。无论是睡在村子里哪个老乡家的床上，还是睡在他自己随身带的行军床上，传令兵总是在他脚后再添上一条长凳，使集团军参谋长那一百九十五公分长的身子即使在睡觉时也能挺得象直线一样。
谢尔皮林没有问他们在干什么，径向桌子走去。鲍依科和马尔基安尼往两旁一让，谢尔皮林就站在他们两人中间，看到桌子上放着的正是那张他想看的要图——炮兵进攻路线图。
每一项复杂的军事任务中都有辩证法，同样，在炮兵随同往前冲锋的步兵变换阵地的过程中也有它的辩证法，怪不得大家都说：“猛烈的炮火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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