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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她向这个人苦苦哀求，说谢尔皮林在战前和她丈夫关系不好，因此她对谢尔皮林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感到怀疑，这个想法使她非常苦恼，希望他一定把真相告诉她——要不是这样，也许她至今还会蒙在鼓里。
她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她和谢尔皮林谈话的时候，她似乎感觉到他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在他说她的丈夫英勇牺牲这句话以前，有点儿吞吞吐吐，似乎对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感到犹豫不决。
这个人显然是敬爱谢尔皮林的，当时听了这话，为谢尔皮林大抱不平。他回答说，恰恰相反，谢尔皮林那时对她的丈夫太好了，因为按他的看法，她丈夫的儒怯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该枪毙的，这件事要不是谢尔皮林插手，而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早就这样办了。
听了他的冷酷无情的话，她并不哭泣，也不喊叫，只是请求他说，既然他敢于对她说这些话，就请他把全部经过情况详细地告诉她。他把详细情况说了，她明白这全是实情，她默默地听完了实情，只问了一句：“再没有别的了吗？”听到回答说：“是的，再没有别的了。”她没有向他告别就走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谢尔皮林开始怀着负疚的心情a
有一次她甚至想给他写一封信。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她在荣获勋章的将军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姓名。但后来一想，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三星期以前，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在前一天晚上送来的伤员名单中看到了谢尔皮林的姓名，于是就在早晨医务人员开碰头会的时候提出，由她亲自来给他治疗，虽然别的外科医生也一样能够治他的病。她这样做，为的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使她念念不忘的人。她已经不再想写信给他了，然而她看报的时候经常留意他的姓名，知道他还活着，在当集团军司令，她感到很高兴。她高兴，是有她个人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她对自己丈夫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前几年，她经常要丈夫向她讲述自己的工作情况，而且讲得很多，超过军队中一般许可的范围。他曾经向她讲述过自己和谢尔皮林的冲突：谢尔皮林不应该用强调德国总参谋部活动的优点作为军事实例来教育军事学院的学员，可是他却顽固地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对谢尔皮林这样一个聪明人来说是奇怪的。“他们是我们未来的敌人，完全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力量，使军事学院的学员丧失自信力。”
丈夫对谢尔皮林很生气，也许是妒忌后者在学员中的威信。当时他还告诉她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现在她都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总的看法，她那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她是用丈夫的眼光去看待未来的战争的。
有一天晚上，丈夫很晚才从军事学院回来（这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心情激动地说，今天谢尔皮林当面拉住他，想在他那儿寻求共同语言，使他接受自己的信念：“清醒地看到假想敌人的力量，是本身力量的保证”，“宁可估计过高，不要估计不足”，“使学员们对敌人的认识不足，那就等于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及其他的信条。她的丈夫说，谢尔皮林的神态仆常高傲，甚至不屑一顾，谈话的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也考虑到怎样对我方军队有利。出此，他不得不顶谢尔皮林几句。结果不欢而散。
她之所以记住这次谈话，不仅是由于丈夫当时很激动，而且还因为这次谈话之后隔了一星期谢尔皮林被捕了。她并不认为她的丈夫巴兰诺夫上校会把自己同谢尔皮林旅长的谈话向上级告发，当时没有这样认为，现在也并不这样认为。她只是感到吃惊：不久前他们谈过话，吵过架，不久前她丈夫还对谢尔皮林生过气，情绪很激动——而现在谢尔皮林已经不在了……
丈夫获悉谢尔皮林被捕的消息以后，两手一摊，说：“他是咎由自取。”——仿佛这是必然的结局。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想起“咎由自取”这句话，她确信，丈夫不可能参与这件并；如果他参与其事，他是不敢在她面前说这句话的。
她是这样想的，但谢尔皮林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也许他已经有过那样的想法了。
不久，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他们自己家也遭到了不幸。在这次不幸的事件中，她丈夫的行为，在她看来，不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她一气之下，带了小儿子到萨拉托夫卡的双亲那儿去了。当巴兰诺夫到她那里去请求她问家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几乎习惯于过单身生活了。
在他到萨拉托夫卡的那一天，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他深深地爱着她。如果你本身在这段时间内只剩下强者对
弱者的怜悯，如果你觉得两人的亲近只是习惯的需要，而不再得到原先的幸福，那么，就难以感觉到这一点。
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她们迫切需要感到自己比男子强。她知道，这种女人，正是把这一点当作最大的幸福，但她自己并不想做这种女人。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以强者自居的生活已经使她感到疲惫不堪了。
后来苏芬战争爆发了。巴兰诺夫上校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在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处待了三个月。她和孩子为他的生命担心，等候着他来信。
他终于回来了，并不是普普通通地回来的，而是胸前挂着勋章。
享受了全家团聚的欢乐之后，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待了一整夜，直到天明。这一夜是可怕的，因为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是个弱者，当时，他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没完没了地向她絮叨着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怎样使他险些儿发狂。
他并不是在卡累利阿地峡，那里经过了最初几个星期的混乱局面以后，虽然花了很大的代价，却终于重整旗鼓，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在北边，在卡累利阿的一个最倒霉的集团军里，起初人们对这个集团军抱着最殷切的期望。然而它一直未能作出任何重大的贡献，而遭受的损失却异常惨重。
他讲述的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以前她从他那里经常听到的，只是小规模流血——并不使她感到惊奇，因为她在医院里当外科医生，知道这次战争中有多少伤员。然而听到他评论我军作战的无能，看到他说这些话时不仅鄙夷别人，而且也自暴自弃的那种神色，却使她大吃一惊。她不仅感觉到使他遭受打击的那种力量，而且还感觉到，他本身在这种打击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她一边听他讲，一边默默地回忆着他在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对她讲到未来战争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话。
他讲得很多。用一种吓人的语调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害怕德国人。象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要是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
以后，每当他感到软弱无力而又肯坦白相告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对她重复过以上的话。
这就是那一天夜里的事。四一年她送丈夫上战场的时候，她心上还挂着这件事，她所感到的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担心，作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的担心，而且还有另一种担心；在这次确实非常可怕的战争中，他的发现会怎样？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战争啊，虽然他在临走的时候，看上去和其他人一个样！
就这样，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三年。她失去了丈夫，把大儿子送上了前线，自己三年中也有两年在战场上，而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的一间公房里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儿于不可能到这里来，因为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军事学校受训；除了他们以外，她今天只希望看见一个人—一谢尔皮林。自从她在这里重新见到他以来总共才二十天。“不，十九天，”她计算着日子，同时想起第一天在手术室里的情景；她给他揭去粘住的绷带，给他检查锁骨，他熬过了一阵疼痛，坐在她面前休息。他忍着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疼痛，微笑着说，他的手指已经发麻了，并且对她仔细端详了一下。
“我还记得您，您在四一年十二月到我家里来过。”
“不错，”她说。
“不过我起初有点儿怀疑，因为您现在改了另外一个姓。结婚了吗？”
“不，”她回答。“我本来就用另外一个姓。我在二二年匆忙地嫁给一个军人的时候，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我们父母笑话。他们俩都是地方自治会①的医生，都抱有自由思想，他们自己直到三二年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为那时候他们突然需要领取护照。因此我一直用娘家的姓。那一次我向您自称巴兰诺娃，为的是使您能够一下子明白我是谁。”
“您的儿子呢？在打仗？”
原来他记得，她那时曾经向他提到过自已的大儿子。于是她回答说，她的儿子现在是上尉，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反坦克炮兵部队里服役。在这段时期中，从未负过伤。
“从那时以后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小儿子呢？”
原来他还记得她的小儿子。她回答说，小儿子今年十七岁，现在在炮兵学校受训。
“一般说来，还不错。要是战争能够在他们毕业以前结束，那就好了。您自己那时候好象是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没有去过前线吗？”
“去过。我们的医院那时转移到西线。和您一样，我是受伤后才到这里来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把我留在这里了。”
“您哪儿受了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