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母亲撕碎、踏烂，可我的母亲她是坏人吗？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眼泪就流得更厉害了。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姐姐拉着，跌跌撞撞地冲出人群，冲出院子的。
我们走得很快，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路上的人先是奇怪地观看，弄明白后又有人不断地加入进来，长长的一群人在校园里形成了一支队伍，斥责声、叫骂声、口号声不断地从这支队伍中发出来，追逐着我们。那情景就像不久前的那个早上，游荡在宿舍大院里的那支批斗队伍，那时候我还疯狂地跟在人们后面奔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被追打的对象。姐姐很顽强，她一边紧紧拉着我的手疾步行走，一边还不忘记回过头来还击他们，后面的人追得更紧了，斥骂声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走出校门很远，我发现我还在流泪。
那天夜里，我一直处在惊恐中，好几次从梦中惊醒，坐起来大声喊叫。舅妈一边安慰我，一边发誓赌咒地说以后再也不让我去送东西了。
尽管如此，我们的行为终究还是惹恼了他们。第二天，母亲被人押着回了家。
是接近中午的时候，门被猛烈地推开了，好多天不见的母亲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她就被推到毛主席像前请罪。
母亲还穿着离家时的那身旧衣服，人消瘦了许多，头发全白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使她显出惊人的憔悴和衰老。她佝偻着腰站在那里，最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押她的人大声吼叫让她声音大些，她提高了嗓门说：我有罪，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学生，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完了，她依然低垂着头。
一个人向母亲叫道：
说，你是不是黑帮分子！
是。
你是不是压制革命小将反对文化革命！
是。
你是不是牛鬼蛇神！
母亲停顿了一下，有人上来猛地踢了她脚。
是……
押着她的两个女人望着我们，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神情。他们是来显示自己的胜利的，是要我们亲眼看到母亲被羞辱的样子，还要证明不是他们冤枉母亲，母亲本来就是一个牛鬼蛇神。
母亲被他们扭转过身来，看到我们时，眼神是那样的悲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那种表情。往日里的清高和精干没有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衰弱无力的老太太。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心中混乱一片。我不能相信母亲所说的话是真的，多少天来一直让我苦恼和害怕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答案吗？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她说的话，我的心好像被捅了一个很大的黑洞，整个人都在往下坠落。有种声音在我耳边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我的脸涨红了，一种罪恶感蚕食着我的心。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他们凶狠地推着母亲，用脚踢母亲，我立即又想到，是他们逼迫母亲这样说的，母亲完全是被迫的，那一刻，愤怒又升了上来，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这时候，母亲又说话了。
他们进来的时候，姐姐正躺在床上看书，即使是母亲向毛主席请罪的时候，她也始终沉默着躺在那里不起来。
母亲望着姐姐说：快起来，要有礼貌。
姐姐不动。
那些人冲着母亲叫道：
快看看你的孩子吧！她就是这样对待文化革命，对待革命群众的！
母亲急了，她忽然大声冲姐姐喊道：起来，要有礼貌！不要这样——
那喊叫是尖厉的，好像是从憋闷了很久的胸口喷出，变成了一声凄厉的长啸，压倒了所有的声音，也刺穿了我的心。很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知道母亲之所以这样做是怕我们吃亏。但那时候，我还太小，完全理解不了母亲的心情，我被她的喊叫惊呆了，我望着母亲，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朝我们大声喊叫，我觉得母亲的喊叫是因为她自己心里有愧，是因为惧怕那些押着她的人，是为了她自己……我的防线被彻底击破了，很多天来压抑在心里的屈辱和委屈涌上心头，我突然发疯似地倒在床上，踹着双脚大声喊道：
走，走！你们都出去！出去！出去！
我知道，我的喊叫和愤怒不仅仅是对着那些陌生人，那些学生，也包括了我的母亲，和所有的一切。
没有人理我，他们冷笑着，冲母亲叫嚷：看看！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吧！你连孩子都教育不好还配教育学生吗？！你根本就不配……
他们又开始在房间里到处乱翻，母亲低着头站在一边，不知什么时候，舅妈端着一碗吃的悄悄地走近母亲，立刻被来人喝住了，他们冲舅妈瞪起眼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对她好！
舅妈操着一口山东话不紧不慢地说：那是当然了，是自己个儿的人哪——
折腾了好一阵，一群人押着母亲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就在母亲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的舅妈竟挤了过去，用极快的动作往母亲的口袋里塞了一包肉松，混乱中竟没有人察觉到舅妈的这个动作，真的发现了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我的舅妈——一个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挪动着只有三寸大的小脚走路的旧式封建家庭的妇女，一个对政治完全不懂的人，在那样一种混乱和恐怖的时刻，表现出如此的超然和沉着，她一门心思地守护着的是超出了一切的亲情，这令我在很多年后想起来都不能不感叹。其实，“文革”一开始父母就在为舅妈担忧了。舅舅在解放前曾经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总部的书记长，虽然在抗战时期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惨遭国民党杀害，但以他那样复杂的背景，只要有人揪住不放，不仅舅妈会被当作国民党的官太太被赶走，全家都会遭殃。为此，家里人再三叮嘱舅妈要小心，然而舅妈好像并不在意。
那天以后，母亲更加陷入了生死未卜的境地。
每天都是批斗会。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年级，甚至是一个班，几个学生，谁都可以把她拉出去批斗。开始还有一些“保皇派”，但他们很快就被摧垮，连母亲最信任的人也起来反戈一击了。到了后来，所有的派别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都要争着批斗母亲。
那些日子，天空中常常没有一片云彩，一丝风，整个城市就好像被罩在一口煮沸的锅里，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湿热。批斗会上，一向最怕热的母亲忍受着酷热难当的高温，弯腰低头一站就是半天，战争年代留下伤痛的腰好像要断裂开来，青光眼的发作使她头痛难忍，她大汗淋漓，极力支撑着。充满战斗豪情的革命师生们顶着酷暑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断地挖掘出母亲种种新的罪恶：执行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网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右派给学生上课教书，毒害学生，包庇坏人，在困难时期搞农场是为了贪污，迫害革命烈士子弟……每一条都惊心动魄，每一条都可以定她死罪。在主持人的一再煽动下，台上台下时常群情激愤，有人跳上去对着母亲拳打脚踢，空喊口号已经不能使人平息愤怒，汗流浃背的人们急于要找到发泄的渠道，恨不得即刻就把走资派拉下来打死。母亲感到大难临头，已经到了上天无路人地无门的地步，只好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了。
母亲挨了很多打，他们把她的眼镜拿下来打她，用皮带抽她，把眼镜踩在地上磨成毛玻璃让她看不清是谁打的她。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逃过死亡的，不知道在那夏末秋初的夜里，母亲是怎样抚摸着身上绽裂的伤口心如死灰却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一无贪污，二未害过人，三任劳任怨为党工作，凭什么要整死我，置我于死地！”“我要挺身扛过去，要设法伸冤，要提防被害死……”有的时候，在疼痛难耐的夜里，她低声地为自己唱着革命样板戏中的戏词：“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当年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党校召开，晚会上，母亲清唱一曲《借东风》曾赢得全场的喝彩，现在她只能用革命样板戏为自己打气。她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只知道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学生是无人能控制的，他们常常怀着满腔的忠诚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师或校长打死。
很多年后母亲还在感叹：“可惜那些青年学生们，他们的热情积极性被错用了啊！他们同样是被迷惑了啊！”她不记恨那些年轻的学生，当时，她甚至没有忘记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让看管她的人帮忙买棉鞋送给那些大串联的孩子们……
夏天在不断加重的灾难中慢慢地度过。在造反派的逼迫下，父亲不得不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和母亲划清界限，但他却又悄悄地让姐姐打听母亲的消息，想办法给母亲送东西。身为一家大报社的负责人，他知道自己被揪出来是迟早的事情，开始他还坚持着去上班，出门时望向我的眼神是惶恐的，总好像要说什么又无法言说，回来时整个人都好像要垮掉。他在家的时候，有人不断地上门来，母亲学校的人，报社的人，外单位来调查的人，有一个人几乎每天都要来，来了就对着父亲拍桌子大声吼叫，有时还摔东西。我和舅妈在外面听着，只听见那人的叫喊和威胁，偶尔是父亲低低的声音。每次那人走时，都气势汹汹，还要拿走一两件家里的东西。这时，我的舅妈都会紧跟在他的身后给他开门，并且坚持用她的山东腔问他：“你走啊，你姓什嘛？”那人不耐烦地回答一声：“姓祁！”拉开门就走。到了下一次，舅妈又跟到门口问：“你姓什嘛？”那人瞪一眼舅妈，说声“祁”，摔门走了。过了几天，那人又来拍桌子，走时，舅妈仍然挪动着小脚顽强地跟到门口，“你姓什嘛？”那人望着舅妈，气喘吁吁地大声喊道：“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父亲每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