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要求别人照计划办，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只会招致失败。相互矛盾的指示和过高的积极性，使农民筋疲力尽。最后，他们完全失去了信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大的灾难是说胡话。”接踵而来的是农业欠收和半饥饿状态。
此后，中庄村的革命又经历了60年代的“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图把“阶级斗争”宣传为必不可少的革命的更高阶段，但这种做法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总的看来，群众接受继续划分阶级成分以及由子女继承“权利”的做法。但划分成分的标准很不明确，因此无法准确执行。这些整风运动引起了一些个人恩怨，而这些恩怨的根源是地方争斗和其他非经济性质的问题。
最后一个阶段，是1966年毛主席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由于反对新官僚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在上层未能奏效，毛就利用十几岁的红卫兵在下层“发动革命”。《深翻》描述了中庄村以及山西全省和东南部高原上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的情况。
在毛号召“炮打司令部”和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同时，官僚们也同样在动员红卫兵和部署他们那一派的力量，以便保护自己，同毛杭衡。随着党政领导人被赶下台和新人物上台，斗争方式也逐步从游行、集会升级到拳打脚踢，直至使用武器。
许多地区出现了全面内战，随后军队也介人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中立的态度。中庄村出现了一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领导班子，很快这个班子就变得腐化、专横起来。到1971年，辛顿加人试图扭转这一局势的工作组时，文化革命似乎已快寿终正寝。
在参加工作组的会议时，比尔·辛顿反映了革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新建的党政机构再一次把官僚阶层与普通百姓分离开。人们现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这种权利必须服从压倒一切和至高无上的集体利益，最终也就是服从由党代表的国家至上的利益。辛顿还注意到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严厉谴责、义愤填膺和不容妥协的倾向。这些倾向导致了派性，把文化大革命引人灾难。辛顿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是，只要一有运动，一些小组织就会联合起来，组成两大对立组织。和英格兰玫瑰战争① 中的情况一样，这些组织建立在个人间的关系和对派别领导人效忠的基础上。一派总是把另一派称为反革命，这是他们的战斗口号，也是为处死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所找的借口。同时，人们面对一种巨大的盲从的压力，想不介入任何一派是很困难的。但是，参加任何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正义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毫无意义。当然，从历史上看，这种派性斗争源于中国农民生活中村落之间的传统怨恨。同时，官僚主义继续提出种种要求。例如，他们命令把沟挖得宽些，实行麦子和棉花套种。比尔·辛顿是位有经验的农民，他并不欣赏这种做法。套种意味着拖拉机和大车都无法进到庄稼地里。这样，农民就必须把肥料肩挑到地里，因而把地又踩实了，不得不多锄几次。这在人力上是极大的浪费。
① 1455—1485，在英国史上，指都铎王朝产生之前王室的一系列内证。——译注
上级干部要求实行的另一个策略，是让家家户户都养猪，这一政策耗费了大量粮食。有一阵子，养猪等副业生产曾被斥为“农村资本主义尾巴”，上面还下过把猪都杀掉的命令。自负、无知的干部尽管缺乏农业方面的经验，却发布有关翻地、栽种、种子和农民的命令，导致无尽的灾难。官僚作风威胁着集体化。
然而，今天，比尔·辛顿仍然担心，家庭农场的复兴和解散农民辛苦劳作的集体化合作，能否适合中国将来的需要。
“过去，我以为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是为地主阶级服务，并保护他们利益的。现在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旧的国家机构已经转化成一个自主的实体……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彻底根除了地主……却重新产生了基层官僚机构，不由使人想到过去的封建王朝。”
总而言之，中国肯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变化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么大。
此篇评论的是威廉·辛顿所著《深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发表于1983年5 月15日的《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
20 如何做一名红卫兵
数十万红卫兵戴着红袖章从北京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列队而过，手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他们主要是来自城市中学的少男少女。红卫兵运动在1966年夏末和秋天发动时，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到1968年年中红卫兵解散时，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是一部具有巨大摧毁力的可怕机器。这些青年学生极为崇拜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并响应他的号召，从革命中学习革命。他们代表毛主席在中国各地清除社会中所有旧的东西，包括古老的艺术品和旧思想。我相信，从童子十字军以来，世界上就未曾有过类似的运动。
在红卫兵两年的历史中，他们的经历是痛苦的。开始时，他们免费乘火车“长征”到全国各地，每到一处，都赢得友情并享有特权。尽管开始他们是国家及其革命的清道夫与救世主，但他们很快便加入了学校中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很快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互相打派仗。他们名义上经管着各种公有企业，取代了党的领导和城市及工厂的官员。在掌管地方政权以后，他们又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们之间的派性冲突，又一次从游行示威发展到拳打脚踢，乃至动用武器。到1968年夏天，许多城市完全被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所破坏。地方上的军队开始只是袖手旁观，当然有时也向红卫兵们提供武器。后来，他们又奉命制止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恢复公共秩序。毛伤心地批评那些介人武斗的青年人，指责他们辜负了他的期望，并开始送他们上山下乡，从而结束了他们当红卫兵的痛苦经历。尽管他们在集体的压力下“自愿”上山下乡，可离开城市并像农民一样的生活和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挑战，对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挑战。毛泽东发动并在开始时领导了这场红卫兵运动，但运动后来变得很难控制，接着便夭折了。
一些处在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的红卫兵逃避上山下乡，跑到了香港和台湾。《苍天的报复》一书描述的，正是一位参加者的切身体会。此书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它就像一件谋杀案中出示的证据。这位年轻的作者正介于新、旧之间，而且显然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安全、自尊心、爱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以及希望通过出书获利。
这位笔名为凌恳的作者坦露，他于1966年7 月成为一名红卫兵，在厦门和福州的红卫兵夺权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他在1966年下半年到过上海、青岛、北京、东北、太原、兰州等地，1967年还在厦门帮助一派反对另一派。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在派仗中使用了武器，各派都死伤了许多人。各派头头最后于1968年2 月被召到北京，并被剥夺了权力。凌在同年7 月偷渡到金门岛的一个村落，后来到了台湾，写出50 万字的回忆文章，又花300 多个小时的时间接受伊万·伦敦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的采访。两者合在一起，便成了一本描写一位地方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书。在凌的回忆录出版过程中，发生过两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这本书从头至尾把毛及其政治领导贬得一钱不值：小红书不过是个小玩意儿；见到毛也没留下印象；对红卫兵头头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他们怎样才能更多地利用毛，而不是被毛利用。这无疑与欧洲和其他观察家们提供的证据不符。根据这些观察家的报道，在红卫兵运动初期，数百万受毛鼓舞的年轻人达到了痴迷和狂热的地步。这种抹杀“文化大革命”理想主义中心动力的做法，显然只有从台湾的文件里才能看到。而对台湾来说，内战现在（或者不久前）仍然是一种神圣的期待。
有关凌回忆录的第二件趣事是，书中还加人了一个不大可能发生却十分甜蜜的爱情故事。这使人们想起一位美国译者，他在翻译老舍的悲剧小说《骆驼祥子》（纽约雷纳尔和希契柯克出版社，1945年）时，增加了一段离奇的小伙儿娶姑娘的情节。加人这一情节毫无疑问使这本译著成了美国中部的畅销书。这位红卫兵女主人公名叫梅梅，这恐怕是中国女孩子最常用的名字，意思是“小妹妹”。女主人公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少女：高雅、有作为，属于上等阶层，生活极为讲究，尤其遵从旧的道德观念。她与凌热恋着，此外还要花很多时间到处破“四旧”，而且当时到处发生武斗、强奸和打伤人的事件，尽管如此，两人却从未发生过性关系。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梦幻少女，只不过她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凌对红卫兵在他家乡福建逐步掌权的描述，却是非常逼真、感人，因为从整部著作来看，这段描述无需怪诞的编造。当党委拒绝用卡车把厦门八中他所领导的304 名年轻人运往福州时，他们便开始行军，并严格要求自己不吃饭、不喝水。在炎炎烈日下行进31 公里后，有10 个人晕倒。这时，党的领导人感到有必要用卡车把他们送到福州去。后来，在福州的“八二九”武斗中，这个厦门小组虽然寡不敌众，却向当地党的领导提出了挑战。“福州的红卫兵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凌被六七个姑娘包围，并被她们咬伤、抓伤和掐伤达37 处之多，包括他的下腹部。读者能感受到，凌讲的是他的亲身经历。
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始于学校。那时，红卫兵给老师戴上高帽子，把他们当成“牛鬼蛇神”（这是当时的用语）关进“黑窝”。书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人受到残酷拷打和狠袭的描写。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中国的那场骚乱中，确实发生过这种暴行。当时毛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