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角钱的稿费，是报社沿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稿酬标准计发的。在八十年代初我学写新闻时，还听过有关这个稿酬标准有趣的故事：县委的一位干事二十来岁时，有次去乡下蹲点归来，两位同事邀他一块下馆子，声称不要他付帐。一顿饭下来，有菜有肉还有汤，只用去五角钱。同事不但付了帐，还递给干事三角钱，他很纳闷儿，同事告诉说：你写的新闻稿，报社寄来八角钱稿费，代你取了。在那“身份证”不知为何物的年代，单位“神圣”的公章盖在汇款单上，同事就能帮他代取稿费。那是猪肉每公斤只卖五六角、羊肉每公斤才卖二三角的年月，干事说，那时的稿费真管用。
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是1981年12月26日发表在《万县日报》上的一篇五百来字的小小说。我之所以非常准确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我读到刊有我小小说的报纸的这天，我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父亲这棵大树倒了，和接踵而来的处女作的发表，这种悲喜交加的事突然在一天之中发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篇小小说得到了两元稿费。我花二角伍分钱，去书店买了一套早就看好的书签，在每张上都标注了这个悲喜交加的日子。剩下的那一元多，我在小储蓄所里开了个户头存着，想留个纪念。
十年后，我把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赠给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时，她摸索着找出一枚书签，细心地夹在书的扉页里。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用稿费买的那套书签中的一张，送给她这么多年了居然还保存着，可另外那些我自己一枚也没能留下来，而那个存着稿费的户头，也早在我工作调离时注销了。
我的第一本集子出版了，却没有一分钱稿费。不仅稿费没有，为自费出版这本集子，我东借西凑还倒贴六千多元，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我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年代，这个“包袱”是多么的沉重，我也不知要何时才能卸下。
我结婚的时候，这个“包袱”压得我买不起一件家具，好在新房是我的单身宿舍，全部领借单位配制的临时家具凑合。结婚的酒宴根本称不上“席”，顶多叫朋友聚餐，餐费也是几个同事凑起付的。母亲知道我终于结婚了，特地从县城老家赶了过来，当她看到已工作了十多年的我还这副寒碜的模样，数落着从她那“单薄”的存款中取了两千元给我。这些钱我最终没拿到家具店去，交给了我欠着印书费的那家印刷厂里。
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时，是在三年之后，我从单位辞了职开始做生意，已决定从此搁笔了。这时自费出版散文集已成了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即使印张多点，用纸克数厚点，装帧精美些，我也绝不会再背上“包袱”了。
搁笔后，我收到的最后一笔稿费没去邮局领取，汇款单至今留存着。
现在我时常又想写点什么，打开电脑，也许是面对显示器没了握钢笔时的灵感，连一段满意的文字也敲不出来。好在有了互联网，文稿写出来不需编辑、总编长时间的层层审核，放到我的博客里就算发表了，自然，没有了稿费。
先前一位一块儿写稿而现在做了总编的文友说，如今的稿酬标准比以前提高了几十倍，有些报刊社还实行了优稿优酬的办法，稿费高得很。
我常想，人有时背上一点“包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怀念父亲
我刚满十七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
其实八岁时我才和父亲住在一起。那年，父亲来寄养我的姑妈家，接我回县城去读书。他中等个子，脸很黑瘦，没有笑容，这是父亲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尽管当时姑妈一个劲叫我喊“爸爸”，我就犟着性子始终不开口，还不愿跟父亲一起走。
父亲很严厉，即使在他心情稍好的时候，也只有说教。他上过四年小学，爱给我们兄妹背诵学过的课文，其中常背的一篇名叫《自鸣钟》，说的是一个叫小明的小朋友珍惜光阴的故事。这点我还是很佩服，三十多年前读的内容，他居然还能全文背诵。他侧着头，两眼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样子，背诵的声音粗壮而略带嘶哑。背完了，他的两眼仍然停留在窗外，似乎在寻找什么。我们都静静地坐着，谁也不敢打扰他，即使这是他心情最好的时候。
天底下的父亲都是“望子成龙”。每到学校考试的日子，父亲一大早就起床，给我买回豆浆油条。那时猪肉凭票供应，父亲总是将肉票积攒在一起，用在我考试这几天，家里天天吃肉。但总是事与愿违。
我喜欢姑妈家屋后的那片竹林，在一次上图画课时，我画了一幅竹子图，没想到图画课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了我，我便由此喜欢上了画画，立志要当画家。每学期的新教科书发到手上后，书背后的空白处我都会画上摇曳的竹子。三十多年前那个时代的小县城，读书是正业，小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自已的兴趣和爱好。当然父亲也不允许我画画，经常检查我的书包，而我自有一套应付检查的办法。上学的路上，有一片长着杂草的开阔地，堆放着建房用的水泥预制板，我悄悄把图画本和颜料笔藏在最里面的水泥板的空隙里，上学时再去取。
不过教科书背后那摇曳的竹影还是没逃过父亲的眼睛，我手心也逃不掉竹篾片抽打的阵阵揪心的疼痛。最让我揪心痛的还是那些颜料笔。我原以为那永远都抬不完的水泥板的堆码场，突然在一个早晨我去上学时变得空荡荡的了，图画本和颜料笔早已不知去向。我当时喉咙管一热、鼻子一酸，差点哭了出来。
父亲有生以来，从没给过我一分零花钱，买颜料笔的钱是姑妈过年时给的压岁钱。家境贫寒的姑妈压岁钱每次只给五角，那时一盒颜料笔要一元多，积攒几年的压岁钱才够买一盒。于是姑妈平时把用完的牙膏管、酒瓶，甚至吃肉留下的猪骨头积攒在一起，让我卖给废品收购店，换钱去买颜料笔。一支铝皮的牙膏管可卖两分钱，一公斤猪骨可卖一角钱，可想而知，贫困年代的一支牙膏要用多久？凭券供应的年月吃多久的猪肉才有一公斤骨头？……
画家梦就这样间接地被父亲早早地破灭了。
初中三年级时，我不是古文背不了，就是作业没做，经常留校光顾班主任老师的家，没想到竟和她丈夫交上了朋友。他还在乡下当“知青”，时常把在乡下周围发生的事写给报社，报纸登出来后会寄给他稿费，有了稿费的那个月，他在知青屋吃的油盐钱和点灯用的煤油钱就不愁了。我头一次听说写文章会赚钱，当然兴趣很浓。正巧这时遇上学校有位同学勇救落水小孩的事，我写了出来，寄给了报纸社。班主任的丈夫告诉我，凡是给报社邮寄稿件都不需要贴邮票，由报社统一给邮局付邮费。没想到世上真有这白赚钱的事。
我写的稿件并没有登出来，但又做起了文学梦。
做起文学梦的那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居然只得了二十多分。领成绩通知单那天，我按老规矩自己拿来竹蔑片，躺在板凳上。父亲气愤极了，站起身狠狠地抽打，竹篾片每落下一次，我屁股上就冒出一道血印子。
屁股上的血印子消得很快，文学梦的瘾却越来越浓。夜晚我不敢开灯，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写小说，写着写着电光变弱了、渐渐地熄灭了，我就着窗外反透进来的一点光亮也要写完最后一个字。
结果，我戴上了厚厚的眼镜。父亲给我配完眼镜回来那天，一把火烧掉了我所有的文学书籍。
十六岁那年，我刚入高中，在那个大学只有百分之几的录取率的年代，父亲绝对不再指望我考大学了，他设法让我进单位做了一名工人。我虽然也没有考大学的决心和努力，但我有我的文学梦，留念学校生活，极不愿意工作。选择岗位时，我想去车间开机器学技术，父亲却让我留在办公室当勤杂工，他说，在办公室工作容易当干部。
继续上学与工作、当技工与勤杂工，都由父亲安排，不由我去选择。
在我工作还不到半年时，父亲就得了重病。他整天躺在床上，心里很烦，动不动就发火、骂人，生病的人都这样。我在医院侍候他，很少与他说话。他稍稍安静后，我偷闲拿出小说稿在一旁修改。父亲有时望着我，也许想对我说什么，可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父亲的病重，对我的压力也很大，毕竟我才十六岁，又是四个弟妹中的老大。一天晚上，我没侍候父亲，趁轮换的机会去朋友家玩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回到家里，万万没想到父亲已紧闭着双眼，直直地躺在了床上。因病重而消瘦，他的眉骨特别凸现，脸更黑了。父亲没有留下一句话，我想，他也许觉得以前已经说得很多、很清楚了。突然觉得父亲一下子没了，我放声痛哭起来……
还差一天，父亲才满五十岁。
父亲去世那天，我意外地收到一份报纸，上面刊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父亲的早逝和伴着悲伤而来的那张报纸，改变了我的人生。
上大学的意愿我没实现，就是父亲要我留在办公室当干部的想法，也是在我“以工代干”十二年后，我辞职离开单位前才被聘为干部。如果说，我觉得有什么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的话，那就是我终于写出了几篇散文和小说，还领到了一个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的人生体验告诉我，父亲“望子成龙”的教育未必对，也未必错，因为人生不可能再试一次，只是一直以来，“父亲”这个名词和人物对我来说，比一般的人都算是比较模糊的概念：我一生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八年，并且已是二十八年前的事，而直到现在，我自己也没做过父亲。是不是我不愿担负这个责任？！也不知会不会是终身的遗憾？！现在我却很想 “父亲”这种概念清晰而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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