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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站不收购，严宏昌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想，在去浙江瑞安联系塑料制品加工厂的业务时，就注意到，那边的社队企业、家庭工厂，遍地都是；正经种庄稼的已不多，为何不把这边的粮食，卖到那边去呢？
为此，他专门又跑了一趟温州地区。一深入调查，信心倍增，那儿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得很。既然“商品生产”做不成了，那就改做“商品流通”吧。
他准备要做的其实是“长途贩运”。当时 ，“长途贩运”还像当年他搞“包干到户”一样，属于禁区。但他想，既然中央提出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就放在那儿，而国家一时又解决不了农民的“卖粮难”，农民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呢？况且，中央下达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就要求各级干部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
严宏昌决心试一试。
既然政策还不允许公开地干，那咱就像当初分田到户那样，不声不响，偷偷地干。他把收购来的粮食装上车后，在上面盖上几层塑料布，把粮食盖得严严实实，这样一伪装，还真灵，十分安全，一路绿灯，没人查，没人问，于是他一门心思地跑起了温州的粮食长途贩运。
然而，随着粮食的生意越做越大，县里又来了人。来人最初还是和颜悦色的，给严宏昌讲道理，说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粮食一直是由国家统购，农民除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留下口粮外，其余粮食全部要按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
严宏昌说：“农民是想把粮食都卖给国家，可国家的粮站不收购了呀。”
来人一听，很不高兴，就说：“收购不了，那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乱来的！”
严宏昌一听，也有些不高兴，于是说：“这边‘卖粮难’，那边正缺粮，我这不是为国家分忧吗？”
来人正色道：“不说你这是在投机倒把，但有人已反映你‘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
严宏昌不服，反问道：“想发家致富，错在哪儿？中央不是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小岗的其他人不是还不像你这么富吗？”来人严肃地告诫道，“你毕竟曾是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小岗村的形象，你自己的形象！”
来人走了以后，他老是在想对方丢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真的有些搞不懂了，难道就因为自己是大包干的带头人，就这不许干，那不许干，一干就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声誉？他做梦都想让小岗人富起来，可他什么也不是，有劲使不上呀！难道就因为大家都只愿种田，安于现状，他也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难道大家都共同贫困，才是小岗的形象？
祸不单行（2）
严宏昌再也不信这个邪了。他想，县里干预他做长途贩运，只是认为这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形象，可并没说这事犯法，干了该抓；他认为，自己做这事并没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自己赚的仅仅是智慧钱、辛苦钱，名正言顺，用不着怕别人议论。这样一想开，严宏昌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停下来，还应该继续干下去。
严宏昌告诉我们，直到了一九八五年，他背的这个“黑锅”才落地。那时，中央第四个“一号文件”正式下达了，为活跃中国农村经济，颁布了十大政策，首要的一条，就是取消粮食、棉花的国家统购，同时宣布：“生猪、水产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
严宏昌从这新颁布的政策中，强烈地感受到党的这些政策，越来越贴近农民的心，真是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这使他兴奋不已。
这期间，还有让他的心为之一动的，就是梨园公社党委书记换了人：张明楼走了，徐学友接替了他的公社书记的职务。这消息使他忽然有一种难言的冲动。
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也早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了。只是因为张明楼还在梨园公社当书记，他才迟迟没把入党申请书递上去。他看得出，自从张明楼将他“削职为民”，即便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当年他带头搞的包干到户是正确的，但直到张卸任，可以把严俊昌委以严岗大队大队长兼小岗生产队队长，也不愿恢复他当初小岗生产队队长的职务，更不会帮助他实现这个多年的梦想。
现在，他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甚至相信，他的一个多年的夙愿，即将要实现了。他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珍重其事地递给了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不久，公社党委分管组织的周善忠就找他谈了一次话，严宏昌激动得不行，他等啊等，等着批准他入党的消息快点下来，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入党的消息却没有了下文。
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央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再次重申：“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批判了“平均主义的办法只会抑制生产发展，导致共同贫困，是不可取的。”强调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在农村允许它存在并有所发展。”
读着这些为农民松绑，替农民说话的新的政策规定，严宏昌打心里往外地感到提神，长劲，顺心，痛快。他知道是万里在主管农业，这些好政策都是在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制定出来的；想到万里来小岗时，他同农民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党在他的心目中就一下变得十分具体而亲切。
他提笔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次不光交给了大队，还交给了公社党委。
从此，严宏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躲躲闪闪了，也不再怕有人背后告他“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了，他可以堂堂正正地把安徽凤阳县周边农民的粮食，长途贩运到浙江的温州去。
这以后，他不光想把粮食的生意做大，又有了新发现。他发现南京和合肥，两地的老百姓都爱吃烤鸭；南京烤鸭和合肥烤鸭，都成为各自城市著名的土特产，对鸭子的需求量极大。他找段永霞商量，能不能养点鸭子。段永霞是个又能干又能累的女人，她说试试，头一次就试养了五百只。望着一只只刚出蛋壳的“鸭苗”，可爱极了，她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地圈养那些欢蹦乱跳的小生命。起初没有经验，不知道小鸭什么时候该吃食，她就想了一个笨办法，夜里，干脆睡在小鸭边上，抓一把食物，将一只手伸到笼子里。到了半夜，那些“苗鸭”围着她手臂拱来拱去，把她惊醒了，她就知道它们饿了，赶忙爬起来，给它们添食。天道是公平的，有付出，就会有收获，“鸭苗”在她手里，一般喂上四十五天到五十天，就能长到五斤、六斤，有的甚至长到七斤，可以出笼了，严宏昌就把它们卖到南京或是合肥去，卖得十分抢手。。 最好的txt下载网
祸不单行（3）
就这样段永霞由开始的几百只，喂到了两千多只。严宏昌也就从自己家试着喂，后来发展到大家跟着喂；不仅带动本村严立学、严立华、严金昌、严付昌、韩国云、关友章家都喂起了鸭子，连大严村有的也成了他的养鸭专业户。
仅贩鸭子一项，仅南京一处，严宏昌一年少说也卖过去一万多只。
那几年，严宏昌的日子过得很开心，他终于能够无忧无虑地，一边种地，一边搞他的“商品经济”。自己没少赚钱，又带动小岗、带动邻村许多农户“发家致富”，可以说，他心满意足。他的确很少过问队上的事，再说了，也没谁要他问，他也问不了。当然，各地来参观小岗的人，依然不断，但给慕名前来学习观摩的人留的印象却是：江山依旧，旧貌犹存；几乎全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严宏昌也感到无奈。
那几年，严宏昌在公众场合似乎淡出了，虽然有不少来访者，指名道姓要见他。却往往被告之：他家太脏，那不是人能去的地方。说得来访者莫名惊诧，这才解释：他家喂鸭子，脏得下不去脚。
有一次，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乔木一男来到小岗，要见严宏昌。严宏昌这已不是头一回接待外国的客人了，但县有关方面事前为了这事，一再叮嘱他接待时不要随便说话。严宏昌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怎么才叫不“随便说话”？既然这样不信任自己，为什么又要找他呢？他一赌气，走了。
那天，段永霞正在喂鸭子，就见一群人说笑着冲她家走来。她迎了过去。一个五十岁上下，在她看来和宏昌一样中等个头的男人，发现院里院外遍地尽是肥嘟嘟的鸭子，十分兴奋，问这问那，段永霞接待的人也已经不少了，就镇定地问啥答啥，彼此谈得很投缘。
段永霞原以为这是地区或是县里来的干部，便问：“不是说马上有外国人来吗，什么时间到？”
这一问，把对方问愣了，很快笑起来，说：“我就是，我就是，日本人！”
段永霞一听，被闹了个大红脸，这才知道，日本人跟中国人长得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对方是日本人，她就开始不讲话了。乔木一男问她：“为什么小岗村不能家家户户都养鸭子？”她不答。随行的县干部急了，要段永霞还像刚才一样回答客人问题。
段永霞于是直话直讲：“小岗很多家还很穷，没钱买这么多的鸭苗呀。”乔木一男明白了，点点头，当场表态：“大家都养，我来出钱。”
段永霞高兴地说：“那太感谢你们了！”
乔木一男接着又说：“大家都来养，村里还可以建一座加工厂，建一座冷库，很多工作村里都是能做的。”
段永霞后来把这事告诉严宏昌，严宏昌也替小岗人高兴。他想，如果小岗家家都喂鸭子，又有冷库存，又有加工厂，这事就可以做得很大，真是那样，小岗村真的将“鸟枪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