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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凌晨两点钟，我们又聚集在一块狭窄的岩脊上。这块岩脊就位于顶部雪原的峰头之下。我们头顶上悬挂着一块风蚀而成的雪檐。雪檐之下，纵横交错的石头卡住了我们的绳子。丹推不动这些石头，于是他就沿着原来的路线向下爬，在把绳子抽出来之后，又重新爬回我和奥斯丁所在的位置。现在丹精疲力竭了。
我又开始领攀，寻找雪檐上的突破口。就在我不断向右爬时，我想起一张苏格兰冬季登山运动早期时的一张经典照片。那些登山者几乎是在雪檐里凿出一条向上的隧道。在这张照片上，第二个登山者正把自己的脑袋从洞中探出去。我们可以够得着雪檐的底部，我想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当然，这很危险。如果雪檐破裂，一吨多重被压实的冰雪就会突然掉下来，把我从山坡上掀下去。
我挥动着冰镐挖洞，一直挖到洞的直径比肩宽一些。我钻入这个冰洞之中，背靠着岩壁一侧的冰层继续挖洞。冰洞向上越挖越深，我的双脚也可以离开地面抵住洞的内壁，这样身体就完全进入到冰洞之中。置身于这鸡蛋形状的冰洞之中，我向下望去，5000英尺的圣福灵东坡尽收眼底。我继续向上挖。
在挖掘了8英尺深的冰洞之后，我终于挖到了冰层表面，向着安全的峰顶爬去。我们6天前开始攀登圣福灵，然而直到现在，我才能够第一次使用自己不断颤抖的双腿走路。在绳长允许的情况下，我在距离洞口处最远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固定点。由于既没有现成的石头来固定绳子，也没有一块冰层来打雪钉，于是我就挖了一个洞，自己坐了进去，充当固定点。绳子缠在我的腰上，这样丹和奥斯丁就可以抓着绳子安全地爬过冰洞，坐到我的身旁。
这时天空开始放晴，云层开始变薄。我们取出炉子，把挡风锡板重新圈成一个小锅。在登山的第六天早晨，我们每人吃了一块巧克力，喝了半杯煮化的雪水。
峰顶看起来是那么近，可是奥斯丁却不想再向上爬了，于是我和丹就放下背包，一起向峰顶进发。虽然距离峰顶的垂直高差仅有几英尺，可是头顶上通向峰顶的山脊却蜿蜒曲折，十分绵长。在距离真正的峰顶还有100英尺时，我们停了下来。对于我们来说，要想跨越剩下的不长距离，实在是太危险了。在经历过千辛万苦之后，我们却不能触及峰顶。丹和我挨着坐在一个小雪堆上，尽情享受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此时我们还不能放松，因为我们离安全还远着呢。
我们的伙伴关系始于彼此共同的愿望，我们都想在遥远、险恶的高山上挑战极限，证明能力。丹、奥斯丁和我都非常年轻，而且雄心勃勃。我们从没想到此行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捍卫生命之战。我们三人身处圣福灵高耸的山坡之上，感受了以前很少经历过的持久友谊。我们完全依赖对方以求得生存。个人为小组所贡献的力量被放大了。极端的环境要求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弱点。极端严酷的环境铸就了一种文化：让那些在某个时刻最能勇挑重任的人立即承担起责任来。直到今天，我还确信多数登山队都可能在圣福灵上丧生。
建立EarthTreks时，我把合作精神的重要性牢记在胸。我想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塑造成登山时的队友合作关系。在商海中左右搏击时，企业的领导通常冲锋陷阵，并且摇旗呐喊，指挥手下的团队。登山也是同样的道理。领攀者冒更大的风险，为队友放下绳子，保护跟攀者不坠下山去。我在EarthTreks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我在贷款文件、租赁契据和合同文本上签字。如果出现现金短缺，我就没有收入。如果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我的房子就归银行所有。同样，如果有回报，我就获得最大的一部分。
这就是管理的基本常识。然而登山队友式的伙伴关系以极其细微而又非常重要的方式带来了变化。如果我先领攀带着大家登上第一块岩脊，然后你再领攀带着大家登上下一块岩脊。这种平衡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森严的等级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的依赖之上。高危险的登山活动也使得这种关系更为密切。在登山过程中结成伙伴关系时，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在与自我怀疑角力，与重力的牵引以及在极端环境中冒险所必然带来的不适和残酷奋争。当一个弱点暴露出来后，我们也看到了个人战胜弱点的那一份美丽。我们见证了超越极限、超越预期的时刻。我们共同分享了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感受到的震撼和恢宏。在整个行程中，我们对彼此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经营EarthTreks时，我也尝试着这样做。当其他许多企业的所有者强调领导力时，我却强调合作。为了树立这种合作意识，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新人的雇用，因为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企业的文化积淀。我们花数小时的时间确定价值观。在员工培训会和季度末的汇报会上，我们十分关注每一位员工还能为客户做些什么、如何才能使客户的体验尽善尽美这样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交流和早期所犯的一些招聘错误使我们完善了招聘和培训流程。现在，由一个招聘小组来面试每一位候选人。至少经过三轮面试后，才能雇用一名全职员工。我们想要确保加入团队的每一位员工都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愿意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攀岩经济学”决定了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人选。与以前相比，几乎每一个加入EarthTreks的经理的收入都有大幅度下降。而他们之所以还决定加入到我们中间，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对登山的热爱之上，是因为他们满怀信心，认为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成长，重新获得曾经享有的薪资水平。
不论是从开诚布公的管理模式，还是到分享利润的方案，我们对于合作的重视渗透到企业运作和决策的方方面面。全部利润的20％在所有全职和兼职员工中进行分配。发奖金仅仅是我们庆祝成功的众多方法之一。就像登山中的合作关系一样，企业中的合作关系也很难维持。高强度可以使人精疲力竭。我们不得不解雇那些不成功和没有热情的员工。在漫长、艰苦的攀登过程中，一个糟糕的登山伙伴可以比一次闪电或一次雪崩更快地让你丧命。但是不论在高峰还是在商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取得了成功。
勇气
丹、奥斯丁和我不得不沿着一条我们所不知道的路线从圣福灵峰顶下山。我们所经过的地带也许比南面或东面更容易发生雪崩。我们背着包，穿越位于21000英尺高度的宽广雪原。当山体突然变得陡峭时，我们就沿着300英尺高的厚厚冰壁绕绳下降。在这之下，山坡上出现一个1000英尺的陡峭悬崖。我们开始进行第六次绕绳下降。当我绕绳下降时，丹和奥斯丁正在下面等着我。我们把一圈细细的尼龙绳网绕在一块巨大、结冰的岩石上，并把绕绳下降用的绳子系在尼龙绳网上。
正当我绕绳下降时，绳子从岩石上脱落下来，我开始下坠。
在空中下坠的8秒多钟内，我只关注一件事：生存。我不但不恐惧，反而非常地镇静。我完全控制着自己的思路：寻找解决方案。首先，大脑向我确认：我在下坠。然后头脑中自动浮现出雪山的图像。我已经向下跌了几百英尺，正向55度的斜坡冲去。在积雪覆盖的斜坡下几千英尺处，表面破碎的冰崖好像一幅张开的扇面，布满了裂缝。当我的身体还位于雪坡之上时，我就思考着如何停止下坠。我需要把带着连指手套的手插入雪中，同时尽量把腿叉开，以防止翻滚跌倒。
但我向下坠时，丹开始大声叫喊，奥斯丁扑过去抓住脱落绳子的末端。奥斯丁没有告诉我们，在此次攀登之前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会丧命。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变成了事实。当我扭曲的身体向下坠时，我和奥斯丁之间的绳子绷紧，他被绳子拽得站立不稳。最终绳子从他手中脱落，他，连同他的雪镐一同失去控制，滚下山去。
在他身下几百英尺处，我正被强大的重力吸引着向山坡坠去。由于绳子突然紧绷了一下，于是我下坠的轨迹发生了改变。在下坠450英尺后，我重重地摔在覆有积雪的斜坡上，并且弹了起来。由于我身体的剧烈冲击，斜坡上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雪崩。坠落物不断打在我的身上，好似要把我推下山坡。
坠落物埋至我的膝盖，但我还活着。虽然我知道此时此刻过度的自信要比坠落山下还危险，但我还是感到一阵安全感在全身涌动。这种荒唐的错觉告诉我，同伴们会把我从这里活着救出去。现实中，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单独或一起为生存而奋斗。地形和当前的状况太令人绝望了。
我想哭泣，不是那种轻微的抽泣，而是由于内心恐惧所引发的嚎啕痛哭。我想要发泄，想要屈服于自怜和绝望，但是我不想接受死亡。经过艰苦持久的奋斗让自己活下来之后，我不愿意轻易放弃。我拿起雪镐，把夹子取掉，向身边的积雪挥去。这一简单行动让我重又找回一些控制，再次确定了求生的意愿。当我挥动雪镐刨雪时，像婴孩一样号啕大哭的需要消失了，至少暂时消失了。（这种哭泣的需要不断涌上心头。刚开始时，仅间隔几秒钟，几个小时后，我可以挺过一分钟，几天后，坚持的时间又延长到几个小时。）
虽然仍处在19000英尺的高山上，但至少我们还未受到大的损伤。我的鼻子上仅有一小处划痕，右脚上的冰爪松了，一堆雪崩后的坠落物堆到我的胸部。不过谢天谢地，虽然我从500英尺的高空摔下来，骨头却没有断裂，韧带也没有扭伤。
奥斯丁调整好自己，然后向我所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