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度日，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五千或万圆，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此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白华等人，步蔡元培后尘陆续留德。 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归国，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召，首任民国教育总长。１９１２年４月赴北京，７月拒绝与袁世凯合作而坚决辞职。 １９１３年蔡元培又赴法国，商务印书馆继续约稿付酬，以编译费支持他在欧洲游学考察。这时他爬格子的稿酬增加了：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1000字，每月3万字可得200圆，即千字７圆。 从１９０７到１９１５年，蔡元培先后旅欧留学，几年期间只靠爬格子半工半读，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１９１６年冬，蔡元培从欧洲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首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力主“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当官僚、不做政客；不酗酒、不抽烟、不杀生”的八戒进德会。在他的教导感化之下，一扫清京师大学堂以来的封建官僚腐败习气，脱胎换骨，风貌一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成为了“民主与科学”的堡垒，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而这一切，是跟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接受的新思潮分不开的。 蔡元培在德、法留学多年依靠爬格子为生的亲身经历，影响深远。此后，他特别尊重和爱惜爬格子的人才，这有他一系列言行为证，举不胜举。不妨称之为爬格子情结吧。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爬格子的新文化闯将，都是他在北大时期一手扶植起来的。特别对于比他年轻13岁的鲁迅，蔡元培在民国教育总长任内，举荐初出茅庐的鲁迅为###公务员主管美育，月津贴60圆，不久定月薪300圆；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聘请鲁迅为中国小说史讲师；他在大学院院长任内，又聘请鲁迅为特约撰稿人，月津贴300圆，提供爬格子的优越条件。这些，在鲁迅一生的几个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鲁迅很念此旧情。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2）
１９２３年蔡元培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发表《不合作宣言》，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７月举家赴西欧。商务印书馆仍采取约稿致酬的办法，约请他编写师范和高中所用《哲学纲要》等教科书，并为《东方杂志》撰写论文及杂记，每月致编译费200圆、调查费100圆，共计300圆，使他有了固定收入。 据现在留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６日给蔡元培信的手迹：“兹送呈全年薪水计银二千四百圆。又敝公司遇有研究之问题及调查之事项，拟求我公担任顾问，亦荷俯允，兹将全年薪水一千二百圆一并送呈，统祈察入。”蔡元培在欧洲期间，写了《中国之文艺中兴》和《简易哲学纲要》等。１９２６年２月由欧洲回到上海。 蔡元培开风气之先。从他开始，在国外以著述编译所得稿酬自筹留学经费，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信念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独立精神（周有光语）； 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行为，自由达观（宗白华语）。 李大钊论经济权 在五四运动的闯将中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关注人民生活状况和经济权（生存权）的学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物质和精神》的短文说：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界的权威，也保持不住了。同时他在《大联合》与《生活神圣》两文中支持北京各校教职员为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权所做的斗争。他说：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连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许多人还是拿冠冕堂皇的话来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些人觉着因为吃饭问题罢业不好意思似的。我以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华遮盖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174—176页）李大钊不仅关注教师学生的经济（生存）权，而且关注劳工的经济生活状况。他在1919年3月写了一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是他访问的结果，其中说：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千。……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注：每月工资六银圆）……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地像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圆半圆钱，好去嫖赌。（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12号）李大钊于1924年9月写了一篇《上海的童工问题》，其中引用“上海外人自治会”的调查资料说：上海的下层劳工（如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十五圆，人力车夫月得八圆。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亦月须十六圆，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十五圆，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的苦况，可想而知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790页） “独立进款”的理想 １９２２年５月，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政治独立宣言。他们起草了一个政治纲领，提供给大家批评、讨论。联合署名者还有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丁文江等共１６名教授学者。 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包括： （１）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２） 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参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１７—２１页） 在讨论中，２８岁的赴英国留学生金岳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４—５日），文中提出了他的四个希望： 第一，他希望知识者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的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第二，他希望知识者不做官（这跟蔡元培的“八不”进德会主张一致），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受官场的约束，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第三，他希望知识者“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也就是不要成为商业的驯服工具、金钱的奴隶。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3）
第四，他希望知识者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他认为：“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参看谢泳《逝去的年代》第５０页、第１９０页） 这表达了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经济独立”的要求。 《新青年》同人为何不要稿费 鲁迅从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动的主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 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今人民币１００—２５０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1000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时。我查遍《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确实不见《狂人日记》、《随感录》等作品的稿酬记载。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见《新青年》编辑部跟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马。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