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无市，有市无货”。各粮店前柜放的都是空笸箩，按照限定的“官价”压根儿买不到。粮食都秘密藏起，通过熟人卖高价，囤积居奇的粮商都大发其财。 1944年夏天，玉米面涨价到每斤5元，不久又涨价到5元8角，小米涨价到每斤6元，大米每斤22元，油每斤45元……其他物价，也同步飞涨。 1942年到1945年北平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保留下来的一些书信中得到第一手历史资料。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载有1942年5月15日傅增湘从北平给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私藏弘治本《宛陵集》，欲得番银（陈注：日本钱）千番，不过易米六、七石耳，兄能为我玉成之否？”每石米156斤，六七石米即1000斤米左右，说明当时每斤米价格为一元联银券。1943年3月信中说：“笔耕亦我辈本色，但倚以为生，亦未易言……惟物价大昂，字价亦应增加耳。”信中“大昂”二字，其猛涨可知矣。 1944年1‘月信中说：“今年北方物价增至十倍，人人皆知穷困。家用从前月费六百金，今乃至五千余金。而一切日用皆刻苦万状。往往当食而叹……送舍妹全家回川，行七十日而抵渝。用至一万四五千金。了一心事，不然粮贵至此，亦养不活矣！”这是著名藏书园老人的经济情况，至于一般小职员等，则无不挣扎在饥饿线上。 1944年至1945年，日伪经济趋进最后崩溃。联银券发行“孔子像”与“天坛图案”的500元大钞，民间流行顺口溜道：孔子逛天坛，五百当一元；千元一出现，小鬼就完蛋！1945年7月，玉米面每斤价1000至1400元。 联银券千元面额大钞，印好尚未出笼，日本已投降了。日本投降，北平市民无限欢欣，但这欢欣也只是暂时的。过了没有多久，重庆接收大员陆续到了北平，老百姓手中的伪联银券要兑换成重庆政府的法币、关金券。1945年11月，中央银行公布伪联币按5∶1的比例折合法币，北平的物价随之应声上涨，人民的经济利益又遭到盘剥。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 从1927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中共部队和机关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根据地的企业有的实行完全供给制，有的实行供给制—工资混合制。供给制下的人数，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几十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上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扩展到几百万人。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区”，乃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委发布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旧秤1斤＝1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约合今人民币9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约合今人民币6元）。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2）
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也就是采用农民起义传统的“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方式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元）。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基本概念是“民以食为天”。 跟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在苏区供给制下生活的文化人有瞿秋白、冯雪峰等，以及后来跟鲁迅笔战的杨邨人等。。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1）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供给制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标准”为：分区、县、乡各级干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费3圆9角，计粮食2圆、菜金9角、津贴1圆。1938年8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五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圆5角、2圆、1圆5角、1圆。 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合750克），1斤4两（合625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 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 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 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 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 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5—20元。但1939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则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1940—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是，我英勇的解放区全体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方面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自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渡过了1940—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适当解决了机关、部队的生活需要，基本保证了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1月间，还规定了如下的自给标准： 机关自给方面：（1）九个月以上的蔬菜；（2）每人每月肉2斤，调料6元；（3）每人每年过年过节肉2斤；（4）每人熟毛斤，单鞋１双，衬衣１件，肥皂两条；（5）每人每年文化娱乐费50元，修理补充费120元；（6）照顾小厨房待遇的病号所需的开支，个人自给方面：毛巾两条，牙刷两把，精盐4两（125克），单鞋１双，袜子2双，用公家发的熟毛打成毛衣１件，毛袜１双。 毛泽东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奔赴延安的文化人 抗战开始后，延安是流浪各地的左翼文化人向往的地方。林斤澜写道：“萧军到达延安，一度离开，后来又返回延安。”据徐懋庸回忆：“1938年3月下旬，我和萧军、何思敬等文化人刚到延安，丁玲带领战地服务团（包括塞克、聂绀弩等）也从山西回来；一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举行宴会，欢迎我们这几个新来延安的文化人。……” 丁玲1940年所写的《入伍》一文记载：“前方战士对一般文化人（和没有固定工作、来参观的文人）俗呼为新闻记”，就是“战地新闻记者”的简称。1940年以后一直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的李普回忆：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通常称呼他们这些有一定水平的记者们为“文化人”。（引自李普：《用第三人称的自述》） 1941年以后，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如艾青夫妇、欧阳山夫妇、罗烽夫妇等，从重庆等国统区转移到了延安。丁玲回忆1942年春在延安时，贺龙将军来到“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窑洞里看望丁玲、艾青、白朗、罗烽等，贺龙表达了“对文化人、对文工团员的关心、爱护。”（引自《元帅呵，我想念您》一文）当时的延安，正高扬鲁迅的旗帜，毛泽东亲自发起创立“鲁迅艺术学院”，以后又成立了“鲁迅研究会”等等，这就更鼓励了这些热血青年、左翼文化人。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