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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管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由赫伯特·克罗利以及那个时代的改革论者提出的。而与经济监管潮流相反的放松监管，人们普遍认为源自罗纳德·里根对于自由市场的热衷。其实，到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时，放松监管运动已经进行了10年。放松监管运动之所以得以兴起，是因为虽然15％的经济部门由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制定价格和准入条件，但新兴技术仍然为公司创造了新的获利机会。被监管的公司看到这种商机都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于是向监管委员会施压，游说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并雇用大学教授进行研究，以证明放松监管对消费者有益。此外，这些公司还提起法律诉讼，声称由于受到监管保护从而阻碍了创新，这有悖于公共利益。随着压力的逐渐升级，监管大坝的决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比如，在电信业，早在1968年，生产新型设备的公司就看到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潜在市场：把新型设备直接卖给消费者可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贝尔母公司即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该公司舒舒服服地坐在监管保护伞下，声称如果用非电报电话公司生产的电话机及其他元件与该公司的系统相连接，就会破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系统的稳定性。一些新兴公司对其提起了诉讼。那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卡特尔电话决定”，支持新兴企业。贝尔母公司的保护伞上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金融业的放松监管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这点就足够了：1980年，银行获许在任意地点开办分支机构，在此后的3年中，大约有万台自动柜员机——由电子支付和计算机搜索系统支持的覆盖面广且增长迅速的网络终端——被安置在银行、机场和商店前台。科技为普通人的日常金融活动带来了革命性变革，同时导致数千名银行柜台收银员和普通员工失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4）
这一切转变背后的电脑和软件还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在1983年，银行业顾问爱德华·弗雷斯预言国家正处于金融革命的边缘，他认为放松监管已经“改变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理状态”，使个人从“单纯的储蓄者变成了投资者。我们将进入为获取更多投资者的资金而激烈竞争的经济体系中”。他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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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业放松监管之前，美国的储户都是温顺保守的。大多数人把钱存放在银行，得到法律规定的的利息。共同基金似乎是天外来物，而401（k）计划｛1｝和货币市场基金还没有发明出来。美国人很少会关注道琼斯工业指数，把存款拿来买股票的人就更少了。直到1970年，仅有16％的美国人持有股票。公司主要为富人所有，而这些富人也只是把他们的股票凭证放入银行的保险箱中。作为惯例，大公司不会把它们获得的寡头利润当做红利分给个人，公司会保留利润，投资于建工厂和购买设备，以进一步扩张规模经济，为股东带来资本收益，并把其他大部分利润分配给员工。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并非绝对意义的黄金时代，这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但是接下来一切都变了。在20世纪70年代，储户变成了投资者，而原来的投资者则更为活跃了。持有股票的美国人的比例在1985年增长到20％，并从那之后开始飞涨。到了2005年，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一些股票。（当然，其中绝大部分仍在最为富有的人手中。）纽约证交所平均日交易量从20世纪60年代的300万股涨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6000万股，在那之后增长更为迅猛。
然而投资者们由此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由于美国的大公司削减了成本，同时比以往更加重视效率和创新，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毕竟，大公司持续稳定的赢利能力关系着公司的股价，股价主要依赖于不断增长的对公司感到满意的稳定顾客群。最后，事实证明，美国庞大的透明资本市场强加给美国巨型公司的规范确实是有效的，并且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这一点也为那些在欧洲、日本和中国讲学的美国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但是，即便人们对这些良性的经济影响表示认同，他们也未必能回答这一疑问：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金融业的成长和主导力量是否是好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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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那些平衡包括员工、公司经营地社区的居民以及整个国家在内的各方利益的公司政治家已无立足之地。可口可乐公司的前CEO罗伯托·C。 戈伊苏埃塔明确地阐述了一种新的逻辑：“公司天生要追求经济效益”，当公司“试图要为所有人做一切事时，离失败就不远了……我们只有一项职责：就是为我们的所有者创造出像样的回报……我们必须专注于这项核心职责：创造长期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使股票价格最大化。
今天的CEO们再也没有精力关注其他事情了。如果他们没能达到“业绩”要求——为投资者掌管资金的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公司的经理对每股收益的预期——就会被别人取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CEO们不必去满足股东或者机构投资者的特别需要，他们的工作很稳固。年度股东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CEO们拿出事先写好的简短陈述报告，回答几个提问，就可以离开了。今天的CEO却从始至终都要参与其中——或本人亲自到场，或通过电话、会议以及正式的陈述报告——不断地向大股东作出保证，打动华尔街的分析家，减少银行家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忧虑。 。。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5）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对现代CEO的困境过于担忧。尽管他们丢掉饭碗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同时还要不断面对竞争对手侵占市场的威胁，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生活仍然非常舒适。他们的私人飞机保养得非常好，高尔夫俱乐部和SPA会馆会为他们自动更新会员资格，并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几章探讨超级资本主义的后果时所看到的，他们的薪水远非普通人可以想象。就算他们被解雇，得到的安慰也是丰厚得惊人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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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超过1/3的美国员工隶属于某个工会组织。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不足8％。这使美国员工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福利待遇的谈判力量急剧下降。从1945年到1980年，工会的工资协议几乎总是围绕着上调工资而定；而后来，工会协议总是包含着工资和福利方面的下降。非工会组织的员工也受到了影响，而隶属于工会组织的员工也不再具有足以提高全行业现行工资水平的影响力。
隶属于工会组织的员工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他们把工会成员数量的锐减归结为由美国公司和它们的CEO主导的暴烈的反工会激进主义急流，而1981年8月5日，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开除组织全美大*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首先因为他们没有*的合法权利）并永远禁止他们重返工作岗位则点燃了这次反工会激进主义浪潮的导火索。根据这种观点，美国的大公司把里根的行动看做是一种“现在可以与工会对抗”的信号，从那以后，大公司开始了报复行动。
但是组织工作困难重重，因为即便在小地方，消费者仍然拥有大量的选择机会，从网上零售商到沃尔玛等大型卖场，包罗万象。沃尔玛非常强硬地反对工会，甚至当加拿大一家分店的员工通过投票决定成立工会的时候，关闭了该分店。随着沃尔玛进入日用零售和医药品领域，连锁零售店和药店由于高昂的工资成本而应声倒闭。这引发了预料中的反应：在2003年，加利福尼亚有大约6万名零售业员工举行了反对三大连锁超市的*。在经历了漫长的停工之后，员工们所获寥寥无几。在2005年夏天，超过1000名芝加哥药剂师举行*，反对医药连锁企业沃尔格林。后来，随着半数的药剂师穿越*警戒线重返工作岗位，*归于失败。
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谋求最佳交易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压力下，工会组织日渐式微。这一结果对于那些员工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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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顺序总结一下，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始于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集装箱、货轮和货运飞机、光纤电缆和卫星通信系统等。这些科技为全球供应链系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刺激了计算机和软件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无须大规模生产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因特网提供服务。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旧有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的瓦解，带来了愈演愈烈的竞争。这使大型零售商凝聚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对供应商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实惠。这也为企业家们创造了获利机会，使他们得以打破电信、航空、货运、海运和金融服务领域的规则障碍，同时也加强了竞争力。日新月异的科技和金融业的放松监管相结合，为投资者开辟了新途径，用银行存款投资购买大型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迫使公司追求更高的回报。那些获得更好业绩的CEO得到了丰厚的收入，业绩不尽如人意的CEO则被解雇。最终，为争夺消费者和投资者而展开的白热化竞争迫使公司削减工资支出，这对加入工会的员工们的打击最为明显。
在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大型寡头公司、按照行业组织起来的大型工会组织，以及通过监管机构代表社区和地方利益的政府等——日渐式微。所谓的公司政治家失去了他们以前拥有的平衡所在社区和公司员工利益的能力。权力转移到消费者和投资者身上。超级资本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
我们赞同这一切吗？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坦率，大多数人对此都难下决断。
难下决断（1）
近些年，华尔街的金融业从业者、华盛顿K街的说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纽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