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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作家李瑞腾在“来客留言簿”写下的那段话：
海音先生，您拿相机是记者本色；您整理书信、照片，是一流编辑能力；您亲切、自然地接待宾客，是上等的公关；您的生活，便是一篇又一篇的散文佳作了。
谢谢您，林先生。
1。不逾越孩子的观察
那年，我念幼稚园大班，祖美念小学二年级，每天早上，父亲骑着他那辆绿色的脚踏车，载着我们上台北城南植物园的国语实小和实小幼稚园上课，然后他上《国语日报》上班。母亲也骑一部淑女车同行，母亲能穿着旗袍骑车。父亲在脚踏车后座安了一张小藤椅，我们姐儿俩，一个坐前座——斜坐在两轮间的横杠上，一个坐后座。从重庆南路三段的家到学校，一路上可看的东西可多了：那个成年穿着黑色唐衫，佝偻着九十度弯的背，每天早晨在门口刷牙的老太太；那个披着长发，穿着紧身衣，叫张仲文的漂亮女星的家；还有那个告诉我天堂是巧克力做的，她拉三轮车的哥哥得了天花的小女孩……
中午放学，我们一群报社员工子弟，到报社等父母下班回家。报社一入门有个人工荷花池，左右两旁是排字房及工厂，荷花池后面上了阶梯，就是父母亲的办公室。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在荷花池边嬉闹、跑跳，突然，我脚下一滑，跌进池子里了！就在掉下去的刹那，我看见姐姐惊慌的眼神，小朋友慌乱地在岸边奔走呼叫。这时排字房里跑出来一个年轻人，一跃入池把我救起来，就在那一刻，我看见穿着长袍的父亲，手撩起下摆，神色紧张地从办公室跑下阶梯过来，后头跟着母亲、林叔叔、柯叔叔……
母亲的城南旧事在北京，我的城南旧事在台北植物园的荷花池畔。
自一九五七年起，林海音陆续在《自由中国》、《联合报》、《文学杂志》发表了回忆北京童年的小说，这一系列小说后来结集成《城南旧事》，一九六○年由台中光启出版社出版。比起同时代光启社出版的另两本畅销书：琦君的《烟愁》、张秀亚的《北窗下》，《城南旧事》的销路普通，只销了两版。一九六九年第三版起由林海音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重排，继续印行。
《城南旧事》出版后一直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虽然有一些鉴赏者。由于台湾女作家的小说真正受到重视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而《城南旧事》出版在六十年代，当时短篇小说评论甚少，因此多年来，在台湾有关《城南旧事》完整的评论只有齐邦媛教授的一篇，这篇评论当初还是用英文写成，是她到国外讲学用的。
《城南旧事》写的是二十年代，北京南城，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乐的一家，故事循着英子七岁到十三岁间发展，英子以一双好奇的眼睛，观看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读者读了《城南旧事》，很自然地会把它视作一本自传体小说。林海音就是英子，英子就是林海音；林海音创造了英子，英子也成就了林海音。对于有人把《城南旧事》列为自传体小说，林海音没有意见，但她表示文中所写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她和她的亲人不过是陪衬而已。她说：“读者别问我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而神圣吗？”
《城南旧事》包括了五个短篇小说《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再加上前面的《冬阳·童年·骆驼队》。它们分开来是各自独立的故事，由于全书的故事在时间、空间、人物的造型、叙述的风格上全有连贯性，合起来可视为作者以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
把幼年的记忆以小说的体裁写出来，古今中外都有，如何能不超出孩子童稚的观察，不产生大人说孩子话或孩子说大人话的状况，写出一本动人的成人小说，并不容易。历史小说家高阳认为林海音以高超的技巧，剪裁往事；而非以成人的思想和情感，解释童年。林海音对于这一丝守得极严，也就是说，保持了完整的特殊观点，才呈现了纯粹的主观的客观，因此，传神之笔，美不胜收。
英子原是一个懵懂好奇的旁观者，看到她温暖的小世界后面，一个错综复杂悲惨的大世界。十三岁那年，英子的爸爸病故，她的童年随之结束，她的旁观者身份也至此结束。《城南旧事》的知音，齐邦媛教授认为，英子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仓卒，更衬托出无忧无虑童年欢乐短暂的可贵。童年是不易写的主题，因为儿童对人生的认识有限，童年回忆往往容易流于情感丰富但内容贫乏。但林海音由于选材和叙述有极高的契合，使她能够成功地写下她的童年且使之永恒。
马森教授以萧红的《呼兰河传》与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做比较，他认为这两本书写得颇为成功，她们都对自己生长的地方和童年充满了真挚的怀念。两人都描写了那个时代妇女的命运，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缺陷，但并不直接抨击；两人都在宽厚的心情中怀着对生活的无奈感。但林海音的笔调开朗而委婉，接近散文；萧红的文笔较为强劲浓烈，接近戏剧。马森说：“她们两位都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失去的时代。……每一个时代迟早都是失去的时代，但有了敏感的作家，失去的时代的点点滴滴，就有幸可以保存下来。”
《城南旧事》里除了主角英子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宋妈。宋妈穿梭在《城南旧事》的五个故事里，她在书中比英子父母的比重还大。宋妈是林海音作品中表现女性意识最强烈的一个。描写宋妈的《驴打滚儿》被评论为全书最有力的一篇，也使这本书加添了多层的深度。全书在英子的欢乐和宋妈的悲苦之间，达到了平衡。
2。动人的语言及文字
北京，这个文化古都，曾是全中国语言最丰富的地方，每一个阶层的人所说的话都很能表现他们的身份、教育程度和思想。林海音自小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再加上自己生长的家庭有多种语言，使她从小训练出一对敏感的耳朵。对语言的极度敏锐反映在她的文章中，也使得她的作品特别亲切，引人入胜。
看过林海音作品的人，大概都会同意，她最善写动作和声音。她的作品有一种自然的美感，与我们日常生活十分接近；往往是淡淡的几笔，写出感人至深的情景。评论者以“雅驯”来形容她活泼自然的文字。
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多年来一直在做萧乾及林海音的研究。他说：“海涅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笔往往是超出他灵魂以外的东西！’林先生的《城南旧事》在读时觉得是不经意的小故事，但读后的震撼很大。让人觉得一个小故事怎么会给你这么大的激荡和震撼呢？她的写作技巧很自然，隐藏在不经意的、不自觉的、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文风里，这可以说是与林先生的性格为人，一脉相传。她很率真、很直接，给人一种家庭妇女的温暖感觉，就像她的文字，是直抒胸臆。她作品的主题，在你看时仿佛略略能感觉到，等到读完后这种感觉却很强烈，那些技巧性的东西没有刻意的痕迹，而是很自然舒缓，像一条小溪流晶莹、明亮、澄澈，能听到它的响动，它舒舒缓缓地就流出来了，带给你的是一种很清新、爽朗、温馨又豁达的东西。”
傅光明认为，林海音的作品总是让情节来说话，她着重讲故事，而不是去叙述，她用描写情节，由情节、对话来把自己生活的积累和认识表达出来，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这对一个小说家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林海音希望自己写作的庭园里所有的东西都能自由、不受拘束地生长，生机勃发。傅光明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仅仅反映某个时代的问题，他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一个作家能不能立足、能不能长远，与他的作品能否超越时代背景有关。林先生的《城南旧事》写的是人类命运共同的东西，它是绝对禁得起时代考验的。”
一九九四年，《城南旧事》儿童绘本由台北格林文化及迪茂国际公司共同出版。这一套三本精装版的《城南旧事》，由中国大陆画家关维兴绘插图。擅长水彩、油画、版画的关维兴是首次为故事书画插图，他在作画时深深地进入林海音的童年的城南里，生长在北京的关维兴准确掌握了林海音笔下二三十年代北京南城的风情，渲染出童年旧事的梦幻色泽。
当初出版社试请好几位画家画插图，林海音看了样品后，都觉得没有画出她心目中的城南。直到关维兴画的画送到她手上时，她说：“对了，就找他画。”后来儿童绘本果然获得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波隆那国际儿童书插画展”、一九九三年“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等大奖。这套书得到当年《中国时报》开卷版十大童书、《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童书，以及金鼎奖推荐；并译成法文、德文及英文版出版，受到各国小朋友的欢迎，打破了地域的界限。
为什么《城南旧事》能同时得到成人和儿童的喜爱？什么样的成人作品能同时为孩子接受？儿童文学家认为《城南旧事》追寻的童年往事，并不是单纯的童年、只知尽情享受的那种天真童年，而是充满着大人与童稚的互动、人性的刻画、人生的描述及社会的描写，这种弥漫哲思和诗情的童年世界，足以吸引喜欢“深究”、“深思”的儿童入神的品赏。
一般来说，孩童对于人生善恶固然需要指引，《城南旧事》里英子眼中的小偷、把亲生孩子卖了的黄板牙、做过人家姨太太的兰姨娘，还有惠安馆里的疯子，他（她）们在成人眼中各有不同个性和故事，但林海音在下笔时，却没有黑白分明、善恶立现地去评判事情，而是呈现出人在没有办法时的弱点。这样的作品，往往比伦理道德教条式的写法感人得多，也更引人深思。事实上，孩童探触人生的能力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