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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促成这一变革的还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在官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商人已看到官办盐池的低效率，曾奏请过由商人按引交银，自雇夫役捞办。正德十三年（1518 年），商人吕铃等奏，河东盐地，中池一区已是办纳正课（即完成指定的定额），而东西两头“悉皆遗弃”，建议“每引定价一钱二分，召商中纳，会其雇役捞办关支，庶官民两便”
来自北方的商机（3）
。当时的户部尚书石不承认河东有遗弃的盐池，还把吕铃等人视为奸商玩法，欲治罪。但吕铃等人也有豪贵的支持，此事不了了之，盐业生产实际上放开了。以后完全实行了“畦归商种”的政策，废除了官办制。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有盐商（制盐者）513 名，每商一处，领池地 8 分 3 厘。每领一号畦地，纳课六锭，每锭纳银 50 两，即一号畦地纳银 300 两。
盐业生产的开放，增加了产量，促进了贸易。在宋代，潞盐最高年产量为 8000 多万斤。明代实行民营之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年产量达 亿多斤，增加了近 倍。河东盐的产量增加，行销地区扩大了，原来一些销两淮盐的地区改销河东盐，如河南的洛阳、汝宁、南阳及陈州。当年，河东盐占领了河南、陕西和山西。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山西人把商业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地区。
“开中制”是盐业的“国退民进”。山西人利用这个机会，做大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随着山西人把买卖做到更广泛的地区，他们需要相互之间的帮助，这就形成了“纲”，形成了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晋商。晋商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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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中制”到“折色制”（1）
明代中期，盐业政策转向“折色制”。山西大盐商迁到扬州，剩下的人开始寻找与北部少数民族进行贸易的机遇。
抓住一次商机，只有一时的辉煌。不断抓住新的商机，调整自己的经营，才有持久的辉煌。晋商能够成就五百年的辉煌，正在于他们抓住了历史提供的一次又一次商机。也许他们没有听说过“与时俱进”这个髦得合时的词，但却实践了这一点。
明代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转向“折色制”。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逐渐增加了向“九边”拨运的响银。天顺、成化年间，在推行纳粮开中的同时，也允许纳银开中，以后在盐运司纳银开中逐渐成为主要形式。这些银子运到户部的太仓府，作为京运年例银调拨到“九边”。于是，以银货为中心的边饷筹集体制逐渐取代了以实物为中心的体制。“开中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弘治五年（1492 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把纳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并提高了盐引值。这就是“开中制”变为“折色制”。在“折色制”下，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而是在内地就可以到盐运司纳银换取盐引。
盐业政策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盐商。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边商”是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的商人，“内商”是在内地纳银换盐引或购买“边商”的盐引从事贸易的商人。“边商”利用的是地理位置的优势及“开中制”下对盐引的控制。实行“折色制”以后，在盐业贸易中，“边商”的地理位置优势没用了，也无法控制盐引。“内商”控制着两淮的主要盐场，资金雄厚，迅速发展起来，而“边商”逐渐衰落。而且，由于扬州临近两淮盐场，“内商”逐渐向扬州集中。扬州的盐商包括徽商与晋商。晋商中，仍然经营盐业的逐渐迁往扬州，其中著名的，如太原望族贾氏由“边商”转为“内商”，举家迁往扬州；清初著名学者闫若琚的第七代先祖“业盐策迁淮”；代州人杨继美迁扬州后不仅商业做得大，而且颇有文化，被推为盐商祭酒；临汾的亢氏和大同薛氏都成为扬州著名的盐商。
在“开中制”和“折色制”下，纳粮或纳银换引无须什么资格，任何人都可以从事。而且，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还规定禁止监临官员、权势之家、公、候、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本人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业贸易。但早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到成化年间，原来在被禁之列的官僚显贵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售给商人谋利，或由家人直接从事盐业贸易。这样，盐业贸易名为放开，实际上被这些人垄断了。
在“折色制”下，盐引本身就是钱。这就激发政府和官员滥发盐引，造面盐的产量小于发出的盐引的事实。明代中后期，已经纳银但尚未支盐的盐引约为 20 万引。为了疏清旧引，政府把持有盐引的商人划分为 10 纲，每纲的盐引皆为 20 万引，以圣、德、超、千、古、皇、风、扇、九、围命名。每年对其中一纲的旧引支盐，对其他九纲的新引支盐，以 10 年为期，把旧引完全疏清。政府还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持有的旧引数量。这种盐业制度称为“纲盐制”。这种纲册称为“窝本”，入纲的商人领有“窝本”。纲册上无名、没有领到“窝本”者，没有资格领取盐引。纲册上有名、领有“窝本”者，都是资本雄厚或有大官背景的大盐商，这就形成了盐业中的垄断。这种垄断为大盐商带来了巨额利润，这才有“金窝、银窝不如引窝”之说。这些商人主要住在扬州，所以有“天下商人扬州最富”的说法。至于他们如何富有，如何过骄奢淫逸的日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清代文人李斗写的《扬州画舫录》。
从“开中制”到“折色制”（2）
盐业贸易发生这种变动后，山西的大盐商迁到扬州，剩下的已经无法以盐业为主业了。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使晋商衰落，他们又找到了与北部各少数民族进行多元化贸易的机遇。
自古以来，山西人就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存在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物物交易。这种贸易的状况完全取决于政府与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明政府与北部主要少数民族——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明政府与蒙古人有对立的一面。蒙古人不时侵犯北部边境地区，明政府当然要反击。明英宗带兵出征蒙古人被俘的“土木堡之变”正是这种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但明朝与蒙古之间又有内在的贸易需求。蒙古人需要明朝的各种生活用品，明朝也需要蒙古人的马、牛、羊及皮毛。双方的贸易一直没有完全中断，但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隆庆四年（1570 年），明蒙关系出现了转机。蒙古俺答汗之孙把那汉吉弃蒙降明。当时担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王崇古和时任内阁大臣的张四维家族都是大商人，开放贸易当然对他们自己也有利。在晋商和这些官员的推动之下，王崇古的奏议得到内阁权臣高拱、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隆庆五年（1571 年）到万历十五年（1587 年），明政府先后在长城沿线宣府的张家口、大同的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山西的水泉营等地开设马市 13 处。这就拉开了大规模北部边疆贸易的序幕，也给了晋商一个新机会。
开始时，这些马市是官市，其贸易量一直在增长。仅宣府、大同、偏关三地，马的交易量就从隆庆五年（1571 年）的 7030 匹，增加到万历二年（1574 年）的 27000 匹。万历十一年（1583 年），又增加到 45000 匹。
官市的建立又推动了从事民间贸易的民市的发展，而且民市的发展要远远快于官市。民市早在永乐年间（1403—1424 年）就已经出现，但受政策影响发展并不快。官市开通后，政府允许“官市毕，听民私市”。官市的交易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双方的需要，因此，民市发展迅速，贸易量数倍于官市。
除了与蒙古人交易的马市外，明政府还在辽东开放了与女真人（满人）交易的东马市，以及与西番人交易的西茶市。这些都给晋商提供了新的贸易机会。
晋商抓住这些机会，成功进行了转型。首先是从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业经营。由于边疆贸易和国内贸易的需要，他们经营的行业包括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纸张干果等杂货业、药材业、盐业等，几乎当时的贸易物品无所不包。其次是由纳粮开中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发展，几乎没有山西商人不去经商的地方。最后是晋商的企业制度、经营方式也在不断调整，这一点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再详细介绍。
在明代，晋商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之一，并出现了许多富商大户。嘉靖时，奸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与人评论天下富豪时，把“积资满五十万以上”作为富户的标准，共有十七家列入，除皇室达官外，民间五家，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者有至百万者，其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可见在明代，晋商已富甲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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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中制”到“折色制”（3）
在清朝以后，晋商还抓住了两次机会。一次是清统一中国后的贸易机会，另一次是清道光年间的金融创新——票号。这些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介绍。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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