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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家有女初长成（2）
那时候的小杨澜每天没有事情都在弄堂里做游戏，很多邻居都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丫头，也喜欢逗逗她。有次有个阿姨问：“澜澜？侬家住哪里啊？”
杨澜天真地说：“我家在北京！”
“阿唷！北京？那侬的手帕上怎么写着上海侯家路112号呢？”
杨澜很认真地说：“是我外婆家啊，我在外婆家住呢！”
阿姨继续着玩笑，“在外婆家住啊，那你带粮食了没有啊？”
“没有啊！干吗要带粮食啊？”杨澜疑惑不解地问，眼睛里都是疑问。
“阿唷，侬总要吃饭啊，吃饭不带粮食怎么吃饭呢？”阿姨的眼睛里满是戏谑的笑意，可是小杨澜看不明白，就很认真地说：“那我也拿不动啊！”
“噢，侬拿不动啊，可以叫妈妈拿啊！”
杨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不知所措地看着那开自己玩笑的阿姨，说：“我妈妈不在家啊。”阿姨穷追不舍地说：“以后要补的啊，以后澜澜大了给外婆补回来好吧。”
杨澜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左看右看，看到了外婆，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外婆就知道杨澜又被邻居阿姨开玩笑了，一边哄着杨澜，一边跟街坊打招呼。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都已经在杨澜的记忆里消失，只有童年的温馨还留在记忆里，让杨澜时常想起那条弄堂，还有弄堂里的声音，那是一种幸福。
侯家路上有一个菜市场。每天的凌晨，都会有运菜的卡车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横冲直撞地开到街心。一会儿功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形成了上海的早晨交响曲。于是每天都在凌晨的4点钟左右，菜市场的序曲首先拉开了侯家路的帷幕，随着天气的透亮，街头开始热闹起来了。
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那时候，都是退休了的老头老太们早早起来，把每个早晨唤醒，在城隍庙九曲桥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那时候的人们既要买菜，又要买鱼肉，常常用砖头、竹筐之类来占位置，这样买了一样就可以直接到另一个队列里去买另一样。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账，偷偷地把竹筐移出队伍，当竹筐的主人赶来时就会有场争执或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对以“勿晓得”，或一言不发，搞得竹筐的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
这一切，侯家路的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夜里睡得很安稳，偶尔有几声汽车喇叭也并不会妨碍他们的睡眠。早上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此道着早安，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津津有味，颇为知足。有时候也会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腿，骑车上班去了。这一切都让杨澜感到新鲜。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每个人最初的生活环境对这个人今后的一生都是十分重要的。上海在那个年代甚至是如今也依然保留着一种国内各地所无法比拟的洋气，幼年的杨澜也许就是因为上海的这段童年经历才有了今天的气质吧？
“昔孟母，择邻处。”居住的环境也许对于小时候的任何人来说，可能并不能显现出什么特殊的魅力，但对于长大后的成年人来说，童年时的居住环境却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对于童年时的小杨澜来说，上海的几年生活使杨澜身上有了一种北京气质以外的上海风情，这种上海烙印让杨澜在今后的电视生涯里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上海给杨澜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虽然那时候杨澜还很小，在以后成长的岁月里已经丢失了过多的情节，但侯家弄堂里的情景还是让杨澜有着一些印象深刻的记忆。菜场里的讨价还价让杨澜在今天的遐想里呼之欲出，窗口晾晒的衣裳还在杨澜的记忆里飘动，乘凉的人群、打牌的邻居、或者是东邻的嫂嫂、西边的妹妹，都让杨澜不能忘记上海的生活。这些琐碎的邻里邻居五彩斑斓的生活，蹒跚学步的杨澜慢慢地长大了。
表妹的眼睛写满真诚
杨澜有个表妹，叫辉辉，比杨澜小两岁，住在外婆家对面的楼里。辉辉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造成小脑溢血，致使运动神经瘫痪，成了一个残疾人。
辉辉不会行走，也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很简单的嗯嗯呀呀的声音，这一切都让杨澜认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但杨澜也发现，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那就是辉辉可以很清醒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残障，也完全懂得自己与其他儿童的不同，并且知道母亲眼中的神情叫做无奈。这让杨澜在以后的岁月里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帮助叫慈善。
杨澜每次随外婆去看这个表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听话。好像在辉辉的床边，杨澜突然就长大了。辉辉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镜子，每每震撼着杨澜这个表姐。每一次去看她，她都会把枕边的大白兔奶糖全部推给杨澜，点着头坚持着要让杨澜都吃掉。这时候杨澜就特别懂事，虽然那种奶糖对于杨澜来说是一种奢侈的诱惑，但杨澜却又分明感到自己不应该从这个小妹妹身上索取任何东西。于是两个年幼的孩子就在这样的相执中，等待着外婆来做调停。
杨澜长大以后，每隔一两年就会跟这个表妹见上一次面。每次见面的时候，杨澜都会注意到表妹开心的笑脸，有一种圣洁的纯洁。一转眼，辉辉二十几岁了，也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和羞涩的妩媚，但辉辉依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虽然眼神依然纯洁得像面镜子。幸运的是，辉辉已经学会了文字，这样与杨澜的对话就常常在报纸和字典中展开。
她用僵硬的手指点着一个个铅字，然后用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杨澜，等待着杨澜的回答。在这种亲情和友谊里，杨澜细细搜索着自己对她的感情，杨澜发现在深深的同情之余自己还对表妹有着深深的敬佩：这个世界伤害了她，她却给予这个世界无瑕的珍爱。
辉辉在不幸中还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老太太一直抚养照顾着辉辉。这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一生未婚，所以大家都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上海一个富裕人家，是家里的三小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因为是教会学校毕业，所以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里的其他妇人完全不同，她就这样有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主动承担起了抚养辉辉的重任。没有承诺，有的只是一种慈善的亲情，就把她和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联系在了一起。她一勺一勺喂养着辉辉，一年一年安慰着辉辉的忧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辉辉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虽然她没有能力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但这样的一种慈善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里，无疑已经可以让所有的人感到震撼与愧疚。
在杨澜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
初见爸爸时的尴尬和幸福
杨澜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杨澜在上海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那是一种一家宠爱在一身的幸福。几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杨澜当成了宝贝，特别是杨澜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舅舅。
杨澜的这个舅舅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见到这个可爱的小外甥女，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惊喜。这个舅舅对杨澜可以说是溺爱有加，每个月都把工资和时间花在这个外甥女身上。
在那个年代，杨澜这个舅舅也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满满的红色书籍，还有两根很精致的用不锈钢制作而成的乐队指挥棒。在那几年里，每个月总有固定的一个日子，是杨澜的“节日”。那天，他会给杨澜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杨澜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舅舅教会了杨澜如何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杨澜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了严格的“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这应该是杨澜最早接受的礼仪学习吧。舅舅给杨澜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坏。”杨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呵护下长大的。
吃完饭以后，“节日”还不算结束，还有一段餐后的散步，这是杨澜跟舅舅的“必修课”。舅舅会拉着杨澜的小手，一起到黄浦江边去散步看风景，并且带着一架老式的“海鸥照相机”给杨澜拍照片。因为杨澜的爸爸交给舅舅了一个任务，让他每个月把杨澜的照片寄给杨澜爸爸，这样爸爸就可以知道杨澜的情况了。
爸爸。对于杨澜来说，这是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称呼，因为杨澜从出生到那时，还没有见过爸爸的面，当然就没有机会来体会这个名词背后的含义了。这个称呼对于杨澜来说显得非常抽象。都说父女情深，血缘在此时体现着一种魔力，虽然杨澜没有叫过爸爸，也没有见过爸爸，但还是很盼望着能见到梦中见过的爸爸，因为杨澜觉得，既然爸爸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那回来的时候，就一定会讲很多故事的，听故事可是杨澜最喜欢的事情了。
这个时间终于悄悄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