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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后来把这种阶级联盟策略推广到全球。他在1916年发表的题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专著中，把殖民主义战争解释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冲突。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超越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界，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客观性质要求战争；它的能动性推动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争夺世界落后地区的殖民主义市场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列宁看来，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全球一体化要求对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做出更广义的解释，这种解释会使人们看到，不只是在欧洲国家中强大的工人阶级具有革命潜力，而且在殖民地国家中的进步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革命潜力。
这样，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为未来布尔什维克进行“国际阶级斗争”的策略播下了种子。马克思关心的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接受科学启蒙而意识到在政治革命中它们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列宁则发展了他的思想，谋求其他阶级和集团成为工人阶级的策略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尚未经历资本主义革命，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带有资产阶级性质，但因为是为独立而战，所以客观上可成为那些国家薄弱的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殖民主义特定的条件下，那些民族主义者客观上是“进步的”政治力量。另外，由于资本主义已成为全球性帝国主义体系，殖民地的革命很可能打碎帝国主义的殖民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从而以殖民地战争拖垮整个帝国主义大厦，并把革命延伸到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欧洲。列宁握有这个思想武器，就能号召社会民主党人支持殖民地国家的所谓“民族解放战争”。他也可以以此为根据，证明他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发生在工人阶级力量极其薄弱的落后的俄国这一论断。他可以令人信服地坚持说，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不平衡的法则”认为，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可以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也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列宁正是深谙这条定律，从而辨明了不只在欧洲，而且在更广泛区域内的“客观实在的”革命潜力。
在全球范围内运用马克思主义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如何处理昔日“进步”的盟友在革命后转为“反动”的阶级这一情况。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深信不疑，他坚信会有答案的，而发现这种答案的途径就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书写作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理论都集中在战争方面——不同类型的战争、世界范围的战争。列宁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诀——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
任何理论都有其认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显然，马克思的战争观首先是基于末世论。战争的内在特性，就是把人类引向一个终极目标。对马克思和列宁来说，战争是历史进步的发动机，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时代到来之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类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历史阶段不能避免战争，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的经济关系基础，必然导致人的异化和阶级斗争。实际上，推动社会发展的战争是“进步的”，也就是“正义战争”，而统治阶级发动的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战争则是非正义战争。马克思明确断言自己的战争观是科学的，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他的战争观又是有道德的。虽然战争由物质来决定，但它同时具备道德和不道德两个方面。换句话说，战争一方面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又迫使人们做出道德上的选择，但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选择（资产阶级认为在选择战争中站在哪一边时，应允许所有人做出道德上的正确选择）。马克思所说的道德上的选择只适用于理解他的科学战争观的那些人，使他们能区分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与反动的、非正义的战争。受到其科学启蒙的人从而被赋予一种义务，那就是推动进步战争，并为争取实现建筑在科学思想基础上的和平，即消灭一切战争而奋斗。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呢？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觉悟能使工人阶级认识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阶级冲突、剥削和战争的根源。用这种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国际工人阶级以及领导他们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能够进行一场政治革命，结束私有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最终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实现持久和平。因此，以科学思想为基础的和平要求结束资本主义及其基础——私有制。如果根据意识形态下个定义，所谓“爱好和平的力量”，就是决心通过激烈的革命来摧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政治力量。后来苏联给它贴的就是这种标签。对术语的这种选用当然是一种策略，以便于欺骗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人们，这些人原以为“爱好和平”完全是另外的意思，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马克思曾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极尽嘲讽之能事。
以末世论为基础的这种战争观所固有的决定论（断言“某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使人觉得“能动性”似乎没有必要，然而列宁却宣称能动性对于革命领导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初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在处于封建社会的俄罗斯帝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让历史按既定规律一步步向前发展呢，还是由他们实施“能动”的领导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呢？对此，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各持一端，这后来又成为人们大书特书的著名话题。但在本书里，它之所以值得注意，仅仅在于它和后来苏联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有关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高度的能动性，而他的对手们却认为太多的能动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悖。尽管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并不仅仅是“决定论”与“能动性”之争的结果，但它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17年，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俄罗斯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它首先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他们看来，沙皇政权的垮台乃是相当长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列宁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由工人阶级主动实施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来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列宁可以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能动性。《共产党宣言》就把社会主义革命说成人类的自觉行动，只有当工人阶级对历史发展规律有了科学的理解之后革命才有可能，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随随便便、单靠物质条件来推动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把“共产党人”称作领导者，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先进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中，他再次强调领导的作用，指责巴黎公社的领导人做出错误的抉择。古板的决定论者绝不会这样说，因为它不合逻辑。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对马克思的理解并没有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给人们的能动性在进行革命和阶级斗争中赋予了明确的作用。然而列宁比马克思走得更远，他把这种能动性同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联系起来了。
克劳塞维茨在认识论上把战争看成国家领导人手中的工具。他们有目的地使用它，来实现政治目标，不过往往失败。因此，战争不是什么脱离人而存在的现象（如风暴或疾病那样的灾害，人们只能力图减少它们对自己的危害），它也不是秉承什么神意，把人们引向天堂或乌托邦。战争由人创造，是人的政治工具，战争的目的就是人的政治目的。但是，克劳塞维茨哲学中这一强调能动性的内容并不是可以无限发挥的。领导者可以选择发动战争来达到战略目的，但他们绝对不能完全控制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的所有可变因素。战争中难以料定的因素不胜枚举，要想卓有成效地使用这个政治工具实非易事。
第4节。
列宁公开承认克劳塞维茨对他的影响很深。他是在1915年旅居瑞士期间拜读《战争论》的，他写在该书上的冗长的赞许性的笔记表明，他对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抱着认真探索的严肃态度。当时列宁正在参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与黑格尔关系的辩论。他愤怒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站在他们各自政府一边，而不是领导工人反对他们的政府，从而把这场战争转变为阶级之战。在他看来，这已经是阶级之间的战争了。于是，《战争论》中不少内容对他很有吸引力，他也注意到，克劳塞维茨受黑格尔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也像黑格尔那样装腔作势。不过，对列宁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坚信，这场战争从客观上讲就是国际工人阶级同国际资本主义的较量，尽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