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的感觉是理直气壮啊，我在大街上见到的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一走到胡同里边，见到我的邻居了，再一进院儿，到我的家了。
在这个城市，大街是属于城市的，胡同是属于社区的，当然，它也可以与城市混合使用，那个院儿是属于私密的个人空间。这个空间秩序一清二楚。我这样走回家，心理状态特别舒服，是一种真实的回家的感觉。小偷这么走一趟，就倒大霉了。在大街上他觉得很安全，抢谁的包，他一跑没人管。可在胡同里，就不行了。谁喊一声抓小偷，胡同口只要有一个人把着，他就完蛋了。他要是斗胆走进你们家的院儿了，也许你们家的猫叫一嗓子，他就给吓跑了。你看这样的空间布置多好——让社区的主人感到非常安全，让小偷感到非常不安全。这是中国古代规划师的智慧。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7）
四合院是属于私密的家庭空间，但胡同里有星罗棋布的小寺庙，什么关帝庙、斗母宫、地藏庵等不一而足，乾隆京城全图共标出内外城寺庙1207处，差不多每条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有一两处寺庙。这些寺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区交往的场所，就像西方的教堂那样。大家经常在那里见面，能够增进对社区的认同和安全感。这些小寺庙是社区的穴位，年轻人可以在那里认识产生爱情，老年人在那里不再孤独。于是，社区而成其为社区。
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二战以后世界城市规划界分成两大流派，一派主张疏散城市的功能，比如伦敦1944年作的大伦敦规划，针对的是当时伦敦在工业化时期出现的严重城市问题，特别是工厂进城造成的污染，以及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伦敦当局就想办法把工厂疏散出去，在市郊安排了一系列卫星城。这些卫星城和北京的不一样，北京的卫星城因缺乏就业功能，白天是“空城”，大家都进城上班去了，晚上是“睡觉城”，大家赶回来睡觉了。
伦敦把就业的功能安排到卫星城了，这样大家就愿意搬出去了，中心区人口的密度就减少了。从那之后，疏散城市功能成为许多城市的方向。后来疏散成什么样了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疏散成美国西部城市那样了，整个城市没有了密度，不像个城市了，所以有人说洛杉矶是个伪城市。
于是，出现了另一个流派，认为城市应该紧凑的发展，应该有密度。
这两种观点不断地交锋，最近出了一本书，把双方的意见都集中在一起，我看了之后，就想到了北京。
先说这两种观点是怎样交锋的。反对疏散的一方说，你们疏散那么多功能出去，大家都得开小汽车了，能耗怎么办？大气污染怎么办？那些赞成疏散的人说，你觉得紧凑好，纽约倒是紧凑，但我想在纽约有个后花园，你能给我吗？难道想要个后花园这不是人性的要求吗？
双方完全说不到一块去。我一看，哎呀，咱们老北京城就是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啊——在那么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下，它还给你一个后花园，你在景山上看，一片绿海，这个城市是在树林里面盖房子呀。
南小街拆了的时候，我去拍照片，那些四合院被拆掉之后，整个儿是一片森林啊。
我去孟端胡同45号，一个老的王府。住户说，这个房子真好。我说怎么好啊？他说，大热天这里面不用空调，晚上还得盖被子。大家知道住宅节能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有外遮阳，我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给窗户搞个外遮阳，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把太阳能挡在外边。靠里边的窗帘挡着是没用的，因为太阳能已经进来了。
老北京城的四合院，在大家不需要太阳能辐射的时候，树叶已经长出来，阳光就晒不透，树就像一把大遮阳伞，把四合院罩在下边，所以不用空调，晚上还得盖被子。等冬天我们需要阳光的时候，树叶都落光了。古人真是有智慧，这是节能型的住宅啊。
但这个城市是有密度的，平方公里，130万人口，这是1949年的数字。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两万多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巴黎才八千多人，伦敦是四千多人，北京的平房居然可以装下两万多人，我说这统计准不准啊？
后来我看见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这个方案专门把每个区的人口密度都标出来了。一看，好家伙！前门大栅栏，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都已经四万多人了，这四万多人好不好？人口密度高好不好？
如果人口密度高，大家还愿意在这个地方呆着，就自有它的道理。这个地方肯定是水草丰美，有机会啊，有就业啊，能挣到钱啊，才能养活那么多人啊。
你可能会说那会儿北京人的住宅标准太低了，所以人口密度才这么高。但你以为他们心甘情愿被挤着呀？为什么遭这种“罪”他们还不离开呢？因为他们在这里能活下去啊。
如果人口密度与城市的繁荣是正比关系，就是一件好事情，不应简单地去套那个人均住宅标准，这样去套，完全是因果倒置。
四合院多为单层的庭院式住宅，由它组成的城市为什么能装这么多人？
你想想，一条六七百米长的胡同，一看就是一堵墙，它是院挨院建起来的，能趴房子的地方全趴满了，这个密度其实是很大的。
我和一位规划师谈这个现象，他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小区设计标准，建造塔楼小区，消防要考虑，遮阳要考虑，每平方公里能装上一万五千人就不错了，而且还有不少土地被浪费掉了，那里可能永远不会有一双脚踩上去。再看北京老城，所有能用的土地几乎都用起来了。而且，院子里都有空，都有树。
所以，我特别想把国际城市规划界这两派争论的学者召到北京开个会，劝他们不要争了，因为北京就能给出答案，这个古城既有密度，又能给你一个后花园，既是城市，又有郊野之气。这是13世纪中国人的智慧，是可以骄傲的遗产，它居然回答了当今人类城市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以这样的规划而建造的古城，在今天仍是合用的，只要我们采取一个与之配套的、正确的交通政策，在胡同两边的大街安排像波哥大那样的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就能够成功。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8）
我们从几百米长的胡同里走出来，有什么不可以？这个过程还会产生许多故事，也许那个小伙子和小姑娘就认识了。走到胡同口，公交车就在那里，四通八达，快速准时，大家就不用开车了，这是多好的生活方式啊。
所以，如此伟大的城市规划遗产完全可以在今天得以利用，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样的价值，那就是数典忘祖了。如此巨大的精神与物质遗产，如果没有人能理解它，看懂它，这是多大的悲哀啊。事实上，这种规划理念在我们今天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是值得传承的。你看，北美那些好的城市，都是方格子棋盘式的道路，跟北京古城惊人地相似。
美国一位女记者写了一本书，说高密度的方格子道路好在哪儿呢？她说，在这样的路网里，她的孩子遇到坏蛋的时候，撒腿一跑，一拐弯，坏蛋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要是她的孩子在北京的二环路上被坏人追，就完蛋了，那里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老说北京的四合院都成危房了，所以要拆掉。（大屏幕）这是我从钟楼往东北方向拍的照片，北京的危房现在确实是个大问题。
有人对我说，王军，你干吗不去住啊？你老说要保护北京城，那些破房子你怎么不进去住啊？
我对他说，告诉你我的答案，第一，我当然不愿进去住。
他就哈哈大笑，你瞧你也不愿意嘛。
我说，第二，希望你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你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你怎么看？
他说，产权人？这些四合院还有产权吗？
我说，告诉你，它们有着新中国宪法保护的产权。北京市1949年成立的公逆产清管局，接收的是旧政府的公产，没收的是“反革命”的房产。清管完成后，1953年对私房发放了房地产所有权证，宪法是保护它们的权利的。当年，北京市发了证的私房将近旧城及关厢地区房屋间数的百分之七十。
我又问他，你买了房没有？
他说买了。
我说，好啊，这样吧，哪一天突然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你们家住进一批人，厨房住着老张家，客厅住着老李家，我王军作为市长到你们家深入调研，一看老百姓住得那么惨，就下令：拆掉！你同意么？
他傻了。
我说，北京的房子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发生了大量这样的问题，这些是历史遗留问题，依照宪法是应该得到解决的。
现在许多人都买了房，据建设部2003年统计，中国城镇房屋都是私有或自有的了，新老私房主都在同一个法律环境的庇护之下，谁不舒服，其他人都不会感到舒服。
事实上，有一些买了楼房的人，也遭遇了被强拆的情况。有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王军，我这房子能装修么？那是80年代的楼房，他还问我能不能装修，就是怕被拆啊，因为老四合院被拆完了，就要去拆老楼房了，虽然我的朋友已购得了产权，但他仍没有安全感。
四合院之所以危破了，就是因为被搞得谁也不敢买，谁也不敢修了，我买了、修了之后，被拆了怎么办？况且人家占了我们家房子，到现在还没有搬出去呢。
有一次开会，区政府的一些干部说老百姓强烈要求拆迁、强烈要求危改。我就对他们说，第一，是哪些人强烈要求拆迁和危改？按照北京市现在的拆迁政策，你要回迁，平均每户要交十五到十八万元，你交得起么？他们都是穷人啊！你不回迁，拿钱走人，平均每户能拿十到十五万元，这能在北京安居吗？政府说，你可以贷款，但他们多是低收入者，能逼迫他们这辈子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