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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的研究员欧建平先生给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大英博物馆马克思读书的桌子底下到底有没有坑？至少我小时侯看对马克思读书破万卷的描写时，都说马克思天天去那儿读书，读的时候不停地思考，脚老在地下蹭，时间长了，底下就有一个坑。这当然对于鼓励学生像革命导师一样，去贪婪地读书，贪婪地汲取知识，是再好不过了。然而，欧老师告诉我们，他去了大英博物馆，问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并亲自到那个椅子底下去看了看，没有坑。图书管理员告诉他，当年常来这儿看书的享有一种优惠，不是说每次坐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而是前排。前排是一排，不是某一个座位。
另外我们还见到过书上的画儿，画的是马克思在那儿读书，边上是大窗户。欧老师又告诉我们，边上没窗户，窗户离地面多高呢？好几米呐。看看，我们所接触到的艺术的真实，或者叫文学的历史真实，可能离那个历史本真细节的真实差得太远了。可是这样的历史真空，怎么样来填补呢？很多种情形下，根本无法也无力填补。我们常是被动的，甚至被动到了毫无还手之力。人家告诉你，就是这个，你信吧！
再比如，我小时侯从报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报导，比如说英雄人物救了人，记者第二天写出报道，他要描写英雄人物在救人之前瞬间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想到了谁，想到了什么语录，想到了小时侯受到什么教育，想到了父母曾经以什么什么话告戒我要如何如何做人，等等。但当时很少有人在看报导的时候想一想，他要是在救人之前想这么多，那个被救的人会不会早就死了？现在再有这样的报导时，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是相对真实了。而且，很多救人者也跟媒体很真实地说，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根本顾不得想，这是真实的。但是事后我们可以附加上一些东西，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他可以在那个时刻不加思考地挺身而出。我们在分析他为什么这样做时，可以联想到后来说的那些什么教育，成长，背景之类的。因为他受过这样的教育，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时刻这样做；而不是把后天的东西安到他救人之前的那个瞬间。这应该是历史还原的做法吧。
大家都知道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当中，有关于古希腊历史的真实痕迹吗？美国有两个口述史学家，是师徒俩，师傅叫米尔曼·帕里，徒弟叫洛德。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被后人称为伟大史诗、总数约达28000诗行的叙述作品，远非荷马一人所能作，而肯定是希腊人集体的遗产。他们经过前往当时还流传着很浓厚的口述传统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探察，并把探察的录音带回来加以详尽的分析，认为史诗中高度程式化的固定的“特定形容词”当中、背后掩藏着他们的一种发现。第一，发现这种演唱风格有着悠久的传统。第二，他又发现，正因为是这样的演唱传统，所以荷马史诗是历代地、叠加地、不断地创造、再创造形成的。
其实，早在“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岁月，关于“谁是荷马？他是何时创作出那些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诗作的”这些问题就已经成为悬而未决的公案，很像《红楼梦》。“荷马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没有留下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来做各式各样的主观推断。就像现在，对《红楼梦》的作者，我们也有很多人做出了不同的推断。有的说是曹雪芹，有的说是曹雪芹的父亲，还有的说根本就不是他们写的，而是一个抄书者——这个也当成一个笑话，有一个红学家，好像是陈维昭吧，在某次讲座时说有人提出质疑说“曹雪芹”这个名字是“抄写勤”的谐音。当初因为《红楼梦》的流传版本很广，很多人抄啊抄啊，流传了不同的本子，其中有一个抄书的人抄得特别勤，抄一部给人一部，后来人们就把抄写《红楼梦》的这个人叫“抄写勤”，“曹雪芹”是这么来的。这已经是笑话了。其实，这说明学者们也常是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根据很多的、零散的、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推断荷马史诗是多人写的。当然也有认定《荷马史诗》是一人写的。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双方各执一词，且都认为证据确凿在握。现在也还是这样。帕里和洛德提出了一个观念：荷马史诗是经过历代的歌手不断地传唱，不断地添加，而且在传唱过程当中又反复地使用那个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形容词，这个没有变。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0）
这很像我们远古的神话。今天看中国远古神话，通过什么来了解呢？有一些得通过司马迁的《史记》。对吧？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黄帝蚩尤大战的时候，史料从何而来？从上辈、上上辈，一代一代地，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唱流传下来，也有民间的记录记载，民间的歌手在传唱时可能添加进了自己的想象。但传唱的过程当中，某些固定的形容词在保留着。这个没有变，一代一代都没有变。等到了后来，由写定者将这些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远古神话，跟《荷马史诗》在这个层面有相似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史记》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四世同堂》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它都有着那种文学的历史真实。而我们从文学的历史真实当中所获得的那种历史感，有时甚至可能超过了真的历史事件所给予我们的那种触动。因为我们往往没有机会，或者说并不愿意，没有那个习惯，去探寻真的历史事件它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获得的。
事实上，很多写得好的史书是以文的角度来写的。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是最早搞口述史的华人之一，搞了李宗仁、张学良等口述自传。他讲到口述史，讲到历史书写的时候，曾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写回忆录时，描述他曾经跟希特勒差一点儿会面。因为在会面之前丘吉尔的某些言论让希特勒不高兴，会见取消了。丘吉尔怎么说这件事呢？他的英文是说Since he has lost the chance to see me，意思是“他从此就失去了见到我的机会”。唐德刚用这个例子来说，历史要写得活生生，要写得让人爱读、好看。如果史家来写，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计划跟希特勒会面，后因某某事，约会取消。这是历史的记载吧？如果我们查历史档案，或许有这样的记载。它是没有错，是确凿无误的，记录了某个历史的真实瞬间。但这样的历史好看吗？我们不爱读啊！丘吉尔的这样一句很幽默的话，把丘吉尔的性情、政治家的智慧和对于希特勒的某种看法——我替你遗憾，你再也见不着我啦——活画了出来。
唐德刚是要用这个来说明，历史都是由后人书写的。如何书写历史？因为书写者的不同，书写出的给我们看的历史也就不一样。今天看很多史书，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写法很好看。为什么近年来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卖得那么好啊？它的写法似乎跟我们的史家不一样。这样，我们的史家就要思考了。为什么我们写出来的历史书不好看呢？是不是有史观的问题？是不是有写史的结构上的问题？是不是应由那些华人学者写史的方法上，来检讨一下我们的史学书写？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中青年的历史书写者，写史的时候已经跟老一辈的历史书写者不太一样了，我也看过一些，觉得不错，挺喜欢。过去有些前辈的史学家——我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他们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受到当时的特定影响——写出了那种具有特定局限性的史著，今天看来，那样的史著其学术价值已经要打折扣了。这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史家，或者作为一个学者在落笔之前最好要估量一下的，其实就是如何讲史德（或者叫学者的品德）。古代就有那样的史家啊，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如实书写，结果被国君杀了。让他儿子来写，依然这么写，再杀了。让他的二儿子来写，还是这么写，国君下不去手了——这是史德。宁肯死，也要把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但在中国的史库当中，像这样真实的史实有多少？多不多？不知道。这得去问大史学家了。
还有一些，从《史记》来讲，我想到了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