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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11）
问题是，总体看来，我觉得《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科学总结，大部分是通过毛泽东的笔写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的那些“大秘”，比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大笔杆子们的心血和才华，他们曾参与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讨论、起草、修改和润色。他们在延安时期被毛所看中，也就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比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胡乔木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而田家英干脆以模仿毛的文风而著称，据说，《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即出自田家英的手笔。可能正是针对这样一些议论，毛当年就有过解释说：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除非少数情况，比如我生病了。那篇《当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病了时，我口述江青同志记录的，然后送给任弼时和周恩来看，最后再交由我改定的。
但是我也可以举出一个反证，即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为什么说这篇文章呢？因为这篇文章是当年为了纪念建党三十周年，为刘少奇写的讲话稿，分工让胡乔木起草，结果这个文章送给毛审查的时候，毛批了一句话：建议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胡看到以后不敢从命啊！说这个不行，这是给刘主席写的讲话稿啊！毛说你听我的，刘那里我去说，另外写一篇就是了。然后，这篇文章就以胡乔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也因为这篇文章——因为谈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才有资格去谈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今天该文也收进了《胡乔木文选》中。如果当时是刘少奇去讲的话，那么自然就收在《刘少奇文集》里边了。
还有一篇文章也说明问题，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五十年代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这篇文章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四次讲话整理出来，然后发给驻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书记，在100多个人里边征求意见，以胡乔木为首的小组改了11稿，毛泽东改了两稿，前后一共改了13稿。1957年6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29）
所以我要说，《毛泽东选集》更多体现的是集体智慧。不仅有陈伯达等“大秘”们直接参与部分文稿的起草与修改，还有刘少奇领衔的《毛选》编辑委员会的审定与把关，还有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三元帅五大将组成的《毛选》第四卷注释审定小组，对军事条目注释的审定与把关。怎么能说不是集体智慧呢？那么什么不是集体智慧呢？毛泽东诗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只有诗词才是真正个人化的、心灵化的、性情化的、情感化的。只有诗词不需要讨论，也没有秘书能代得了笔。尽管有人传《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写的，这是扯淡，胡乔木没有这个才华，没有这个手笔，更没有这个气魄。他写诗词还是跟毛泽东学的呢，充其量也不过是毛泽东一个及格的学生罢了。而且，以我书写我诗历来是中国文人一个很高的境界，朋友唱和，诗人兴会，余音绕梁，翰墨流芳。苏东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代表，诗、词、文、书、画样样一流，在当时人们就把他的诗书真迹看作无上逸品，甚至在他下放黄州时期，当时的太后、皇后经常派人去索取他最新的诗文作品，今天流传下来的前后《赤壁赋》的帖就是这样的奉命之作。和绝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毛泽东也不例外，愿意把自己的诗词手书赠人，如《沁园春·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都是毛泽东诗书合壁的精品。
那么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诗词如此重要，毛的生前为什么没有钦定出一个更加全面的版本？大家知道文革前的周振甫注释的版本只有37首，而这37首结集出版业是颇为兴师动众的。虽然这些诗词都是陆续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发表过的，但结集出版前，毛还是亲自授意开了一个征求意见的高规格座谈会。毛用铅笔写了两张条子，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出席座谈会人员的名单，即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领导和著名诗人共20余人。臧克家写了###书面意见，托田家英转呈毛泽东，后被采纳13条。（30）毛死后胡乔木主编的是67首。我现在已经搜集到了90多首，我要编的书就叫《毛泽东诗词全编的一种解读》。毛生前为什么只出了37首？在我看来是两个原因，一是过于重视，因为过于重视而导致推敲不定，犹豫再三而终无定论。毛泽东一生杀伐征战，决断无数，但是修改起自己的诗词来却谨小慎微、患得患失。这个情况恐怕大家有所不知，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大家都熟知这个“层林尽染”，但是你去看毛的手迹，那里边是“层峦尽染”。到底是“层峦尽染”好还是“层林尽染”好呢？这说不清，诗无达诂啊！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还有一个版本是“天未有情天亦老”，从字面上看，意思正好相反，但各臻其美，难分伯仲；如《虞美人·枕上》，常见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例子更典型，1923年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到了1973年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把他的诗词拿出来作系统修改，其中改得最厉害的就是《贺新郎·别友》，改得面目全非，等于重写了一遍。就这个例子我又敢说一句话，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一个诗人作家像毛泽东如此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创作。什么叫精益求精啊？一首词不就百十个字嘛。改了50年啊。一方面我认可郭沫若的说法，“诗词余事”，另一方面，大量的事例又告诉我们，并非余事，你去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毛书案旁的书架，正中摆的就是《鲁迅全集》，诗词工具书以及他的诗词手稿。这就自然让我们想到他常常修改他的诗词。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12）
第二个原因就只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了。天下大乱，十年不已，血雨腥风，风声鹤唳，诗词本为雅事，此等环境和心境，还如何改得了诗词？据保管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他的手稿念兹在兹，1973年，80高龄的毛泽东拿出他的诗词企图作最后一次的修改整理，除了对《贺新郎·别友》改进甚多，对其它大部分诗作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完整的诗词版本行世，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终身大憾，死不瞑目啊！
总体看来，一个书法，一个诗词，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和精髓之一，毛泽东玩的就是这两样，而且都玩到了极致。当然，就大文化而言，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多方面的承传，这个我们在后面还将逐步谈到，此处从略。
现在，我们可以在“两个代表”的问题上下结论了：第一，由于毛泽东代表中国农民，从而拥有了广度，赢得了历史；第二，由于毛泽东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拥有了深度，他将赢得未来。李敖曾在多种场合引用了现代著名学者蒋廷黻的一个问题：汉武帝和司马迁谁对中国历史贡献更大？影响更远？李、蒋都选择了司马迁。这就是我所谓的立言的威力，于此，我甚至还想到，再过500年，长征会不会因为是毛泽东《七律、长征》的一个注脚而方为后人所知呢？
三、三个特点
现在我们来简要谈谈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的三个特点。
第一，豪放大气。也可以说，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但也还可以有个解释，叫做“霸蛮”，霸王的霸，蛮横的蛮。这是湖南人的方言，毛就是特别“霸蛮”。我们可以做点量化分析，比如毛泽东诗词中好用大的字眼，名词如天啊山啊海啊，量词如亿啊万啊千啊之类的，平均每一首里不止一个“万”字。“看万山红遍”、“万里雪飘”、“一万年太久”、“万类霜天竞自由”、“粪土当年万户侯”、“寥廓江天万里霜”、“敌军围困万千重”、“飞起玉龙三百万”、“万水千山只等闲”、“万户萧疏鬼唱歌”、“百万雄师过大江”……比较集中的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看看这气势，用了3个“天”、3个“万”、2个“千”，还不包括“冲霄汉”、“红旗乱”、“风烟滚滚”这样的大词，真是声色雄壮，文气浩荡，一泻千里、势若长江大河！
现在盛传的毛泽东16岁时写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哪里是青蛙，简直就是一只老虎嘛。
到了32岁，写了《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