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不相信。比如，不相信医生，如果不给他红包，他就不好好看病，关键在于这个问题。又如，不相信公检法。最近，刚刚发生了一位山东人大代表，他的手下闯进机场打了空警的事情。然后，各说各有理。我不管谁有理，这也是属于互不信任的问题。首先，这个空警不相信这位人大代表的人格，说：虽然他已经亮出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证，但越是人大代表，我越要拷他，越要抓他。对方呢，也不相信他，派出自己的手下去解决问题，然后把空警打伤了。公检法系统也互相不信任。现在，老百姓告状要选法院，治病要选医院。选了医院还不放心，一定要给多少多少钱。其实我知道，有的大夫特别好，有的大夫是不收红包的。但是不收红包，病人就放心不下，认为你不收红包不好好给我看病。我碰到过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一个医院的一位女大夫不收红包，病人不相信她，她只好先收下红包，做好手术后把这个红包还给他。从这个事情我就想：要重新建立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对收红包的大夫给予什么处罚，这样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信任危机。这个国家的医疗、学术、金融都出现了信任危机，包括学术论文、职称。现在为什么要填一个一个的表格？因为都不信任，都要填一下表格证明这个东西是可靠的，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十年前我还对这个现象谴责，现在我知道谴责是没有用的。医生，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收这个红包；患者，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定要送这个红包。如果从传统的道德来说，本来，病人是应该给医生送点礼物的，就像学生给老师的礼物一样，是象征性的。比如说，孔子规定了，每个学生到我这儿来上学，要送我十条牛肉干，这是孔子明文规定的。孔子说，这不是我要你的财物，这是一种礼节。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给老师、给大夫都要送一份儿礼，比如，送一包月饼。但是，现在这个红包以礼的名义，实际上是一种贿赂，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额的手术费，而这个手术费本来是应该纳入国家正常的收入和税收之中的。所以我觉得，根本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要重新来建立国家的信任，但短时间内我对这个事情不抱乐观态度。
问：中国本土文学家从来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答：我觉得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素，我觉得大约90％是意识形态的因素，10％或者20％是文化隔阂。我以前觉得是中国文化水平不够，觉得我们写不出《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西方人基本上不看中国的文学，因为文学与文化是随着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传播的，这是一个铁的事实。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不强，事实就荒诞地变成：战胜我们的民族，他们什么都是先进的，他们的法律、金融等全是好的，文学也是好的。实际上这个“好”是没有比较的，对方根本不读我们的东西，而且翻译的东西不能体现我们中国的妙处。即使他们派了好多人来学汉语，也只是学一些皮毛汉语，也只是一些日常汉语，很多外国人学的第一句中国话是：“便宜点”，买东西用的。而一百多年前外国人学中国的第一句话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理解中国文学是不可能的，那些诺贝尔文学评奖人也是带着政治眼光来看我们中国的，他们专挑一些他们认为“###”的作品。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高行健获奖的文章。高行健的获奖作品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出版过，从来没有中国人读过，他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很奇怪吗？他写东西就给他的评奖老师马悦然一个人读的，而马的岳父就是一个###右派。我不管马悦然对不对，这起码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文化角度说，中国文学的博大精神，是翻译不成外文的。比如金庸小说，我们都以为他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我接触过好几个国家的金庸小说翻译者，他们都翻译金庸小说觉得自己很有成就似的，结果我一句话就把他们难住了。我问，“降龙十八掌”你是怎么翻译的？他们说没法翻译。我说中国人看到“降龙十八掌”，他在心里唤起的那种感觉绝不是一个打人的动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力动作，不是，这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翻译的，你肯定把它翻译成左勾拳右勾拳之类的。我说，你们那个语言是没有文化的语言。我说，“降龙十八掌”是从易经里面来的。你要把这个东西翻译过去，要说明这一个小小的名词，你恐怕得加四五页的注解，你的人民怎么能跟我们的人民比，我们的人民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些。即使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每天听评书：一出场来一个“白鹤亮翅”，我说，你怎么翻译？我们的芭蕾舞动作“倒踢紫金冠”。芭蕾舞是从你们西方来的，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有个动作叫做倒踢紫金冠，你怎么翻译？即使象李白那么简单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它是很难翻译成英语的。我们的文明的发展，汉语的发展，那是举世无双的，西方人要理解我们，很难。以前觉得诺贝尔奖挺高的，现在我看并不高，因为即使西方认可的那些文学大师，大多数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里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是文学界的大师，剩下的都不是。特别是近年来发的这些奖，那些名字我连记都记不住，从来没看到过这些人的名字，他的作品读都没读过。诺贝尔文学奖现在搞名额分配，搞平衡。看非洲人这几年没获奖了，就给非洲人，倒很像单位评职称，变得没有公信度了。所以，有的大师获了诺贝尔奖却拒绝领奖，萨特就拒绝领奖。我觉得，获奖本身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但是，没必要把这个事情看得特严重。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有一天，中国设一个具有世界权威性的文学奖，让外国作家以获这个奖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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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交流（7）
问：你是文学大师，作为医生首先我代表同行对您表示感谢。今天听了您对医学的一些观点，我感觉您夸大了医学的不确定性，您怀疑一些医学标准，认为病是“描述”，“对医生是可信和不可信的”。医学是发展的，标准也是发展的，但您不能说因为发展了就不是标准了，就不是科学了。作为医生，我们只能用现行的标准去诊治，我们医生也是很无奈的。比如：感冒，我们无法治，它本身就是靠自身的力量祛除的一种疾病，这就是我们无奈的地方。医师有物质经验意识经验。物质经验像外科的、内科的，是比较实实在在的关于肉体的经验，意识经验就是精神方面的，您提到的心理方面、意识方面就是精神的那一面，请问：您怎么看待医学的物质性和意识性？它们是怎样的关系？
您谈到医学体制的事，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有中医模式，我也在想，现在的医学为什么陷入一种举步维艰的状态，发展很难？老百姓说人没有不生病的，医生是妙手回春，所以人们对医学很崇拜，甚至因崇拜导致老百姓对医生的错误都可以容忍。但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到来，这种崇拜反而没有了。尤其是西医引进以后，西医和中医的模式发生了冲突，中国在引进西医的同时并不具备西医的一些保健措施或者国家的扶植政策，所以导致现代医学很混乱，对此，您作为人大代表有什么建议来改善我们的医疗体制？
答：我要解释一下，我没有对医生和科学本身质疑。我讲的是“理解”问题，我讲的是我们如何理解科学。医学当然是科学，但是我讲的是，我们要避免对医学产生宗教式的崇拜，科学恰恰是要犯错误，因为它要犯错误，所以我们才要理解医学，也理解医生，换句话说他犯错误是必然的，这跟你说的是一样的。要看到，在中国一百年以来对从西方来的“科学”有一种宗教般的信仰，经常用科学的名义来杀人。古代讲以理杀人，现在是以科学杀人。“这个是科学的”，就意味着它是真善美，其实，我们不能客观对待“科学”这个词。社科院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汪晖，他专门介绍过“科学”这个词是怎么经过西方通过日本来到中国的，讲我们中国人理解科学这个词和西方怎么不一样。其实科学只是一种方法，它相对于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等等，而不意味着科学就是“对”的，科学可能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认为，科学方法效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科学的。一旦发现科学不好的时候或者效率不高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持着超越科学以外的东西。比如说，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只剩一个人的时候，按科学的角度讲他应该投降了，但这个时候他反科学，他非得坚持到底，甚至同归于尽。表面上看这是反科学的，但从整体上讲又是“科学”的，可能恰恰是他坚持了几分钟，为大部队赢得了时间。老子讲：畸于人而侔于天。虽然在一个局部上看是畸形的，但是在老天爷看来，是健康的是完整的。我讲的是：科学不意味着绝对真理。
至于物质性和意识性，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因为我们今天恰恰是忽略了意识方面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物质的巨大力量。我们总是在宣传这个药那个药。比如，我刚才讲的我的一个学生，他是大夫。他就告诉我：孔老师千万不要吃新药，任何新药都是拿我们中国老百姓当实验品的，还没有很好的结论，吃药还是吃老药，那些新药都是帝国主义拿我们老百姓做实验的，说不定哪一天就暴露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是相信他的话的。
从体制上讲，我觉得你讲古代的东西是非常对的。我们提到如何理解医学，你也提到国家的高度。由于我们国家从古代到现代转型的时候，特别是五四前后，我们对传统的东西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