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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年6月10日，一封张爱玲写的“最后通牒”寄到了胡兰成手中。他万想不到是这个结果，刚看了第一句，就如晴天霹雳。
回首看他形同陌路（4）
信中写道：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内提到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就是指胡兰成被通缉的事。
胡兰成读罢，虽强作镇静，但也不能不有所思。他想起张爱玲来温州时，要他选择小周或者她，现在看来那决不是一时气话。又想起张爱玲离温州时在船上，以及在上海的最后一夜，都曾经哭过。
诀别之念，大概从那时起就有了的！
胡兰成这时候反倒委屈起来，他觉得自己一直是把张爱玲视为知己，《山河岁月》写得顺手，温州的局面渐渐打开，都要急不可待地告诉她。今日做种种努力，还不都是为了将来鸳梦重温？
他以为张爱玲的烦恼，不过是女人耍小性子，待到什么时候想通了，他也就可“大美并陈”，坦坦荡荡地有3个妻。哪知道张爱玲迎头给了他这一记！
不过，张爱玲此举，也令他无话可说，毕竟是等到他“灾星退了”，她才来信绝交的。
张爱玲随信还附了30万元，是她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费。在胡兰成逃亡的两年当中，张爱玲一直都给他寄钱。现在是最后一次，还寄得这样多，这显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他放下信，心有些乱，就到屋后菜田边，在路上走了走，以平息自己。他想，张爱玲的这种“清坚决绝”也有道理，她是不能忍受自己落到了“雾数”里，也算是一种自卫吧。
此后，胡兰成虽还是如常写他的《山河岁月》，却免不了常常要唉声叹气。
他当然不会去找张爱玲，也不想再写信给她，但是又想，人之常情总还是要有，于是写了信给炎樱，有些话请炎樱转告。
这封信当然是有去无回——炎樱接到信，是一定要给张爱玲看的，而张爱玲也一定是不会理睬的，炎樱本人则不好有什么话说，因此也就无回音。
张爱玲毅然斩断关系，玩世不恭惯了的胡兰成也莫可奈何。他后来说张爱玲“临事心狠手辣”，大概就缘于此。
其实，张爱玲处理这个问题，既有原则，也有分寸，是无可挑剔的。当然，以那些习惯于“大词”思维的人来看，她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胡兰成立刻拽去衙门“报官”，让他蹲入大牢。
——但这是脱离了具体情境来谈问题了，假如张爱玲真的那样做了，我们对她倒真的不好评价了！
她不是个有泪轻弹的人，但在与胡兰成分手前后，哭了3次，这是因为被伤害得太深。
她一旦决心下定，就不再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这是为了维护尊严。
胡兰成，渐行渐远了……
而这段乱世情缘，给张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真是一言难尽！
1947年后，她不再有任何的意态飞扬。她变得沉默，埋头独行，甚至连文风也开始转变——昔日的丰瞻华丽全收敛起来了，先转向平实，又转向枯瘦。
就个人际遇而言，她自小就向往的“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与她永远告别了。
她与胡兰成的交往，此后还有无法断绝的余音。
1949年，大江南北天翻地覆，胡兰成亲眼见解放军进入温州。此后，他仍在中学做他的教务长。
据他自己讲，1950年代初，他化名张嘉仪议论国事的信函甚至“直达天听”，由梁漱溟送抵毛泽东手中，梁漱溟还正式致函“张嘉仪”，邀他进京共襄国事。
回首看他形同陌路（5）
胡兰成竟然又做起了大梦，束装就命。在赴京途中，路过杭州、上海，都有停留。在上海时就住在熊剑东家。
他对张爱玲还是不能释怀，起了念头想去看看，“几次三番思想，想去又不想去”。犹豫再三，觉得还是要尽到世俗人情，便最后一次登上了爱丁顿公寓六楼。
可是，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陌生女人——张爱玲早就搬走了！
后来他改变了北上的主意，于3月底与当年在武汉共事的“司令”邹平凡等人离开上海，取道广州前往香港。
火车经过杭州时，他与范秀美匆匆见了最后一面。后来，胡兰成跑到日本，还给范秀美去过信。
到了香港后，胡兰成恢复本名。立刻打听到了小周的消息，原来小周已移居四川。他写了信去，得回信方知：小周当初被捕，仅两月就被释放，当时为情势所迫，一气之下嫁了原《大楚报》的一个李姓年轻编辑，两人同去了他四川老家。不想李编辑家中早有了正妻，小周大感沮丧，但已经生了孩子，是走是留，正在踌躇间。
接到胡兰成信后，小周大哭一场，回信说：“这回我是决意出走了。”胡兰成又写信并汇路费去，让她来香港相聚，但邮件都被退回，想是已经离开了四川。二人就此断了音信。
50年代初，胡兰成逃亡到日本，张爱玲也到了香港。其时，池田笃纪有事要去香港，胡兰成便托他去看望一下张爱玲，然而池田到港后，访而未遇，只好在张的寓所留下了胡的地址。
半年后，胡兰成忽然收到张爱玲的一张明信片，上无抬头，下无署名，只写着：“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此时张爱玲已去了美国，明信片是从美国寄出的。
《战难和亦不易》是胡兰成最早的一部文集，收进了他在1939年为《南华日报》写的社论，而《文明的传统》则是他在武汉主持《大楚报》时写的社论汇编，两书的出版已有十多年之久。而胡兰成自己最看重的《山河岁月》在日本出版。，张爱玲却是根本不要看。
胡兰成此前已知，香港小报上说，有人曾问张爱玲对《山河岁月》的评价，张爱玲不置一词。对张爱玲的学问及文笔，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及。现在看到张爱玲居然郑重其事地索书，喜出望外。
逃亡日本的胡兰成，改不了滥情的老毛病，在日本曾与他的房东太太一枝发生过一段暧昧恋情。后来，又与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婚。这次他在给张爱玲的回信中，仍如情人间的老套，附上了一帧自己新近的照片。信中说：
爱玲：
《战难和亦不易》与《文明的传统》二书手边没有，惟《今生今世》大约于下月底可付印，出版后寄与你。《今生今世》是来日本后所写。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来比并着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迟了。
胡兰成自认识张爱玲后，就一直在暗中“较劲”，与张爱玲比文章的高下，但往往心虚。张爱玲到香港后，写了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他看后，不得不服。原以为《山河岁月》出来，自己写得要比张爱玲好了，可是将这两部小说对比着读，仍觉得不可及。
待到1959年9月，《今生今世》上卷在日本出版，胡兰成想，此书总算可以超越张爱玲了，便急急地寄书去美国，又写了信，“在信里写了夹七夹八的话去撩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回首看他形同陌路（6）
胡兰成侥幸逃脱了历史惩罚，在日本乖张狂妄一如往昔，他这时对张爱玲态度的判断，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张爱玲显然厌恶他的这种不知好歹，没有立即作答，过了许久，才回了一个短笺，叫胡兰成还是把胡思乱想“打住”为好：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十二月廿七
寥寥数语，如同陌路。对胡兰成为之得意的《今生今世》，仍是没有评语。胡兰成接到回信后，只能徒唤奈何！
1960年9月，《今生今世》下卷出版，胡兰成马上给张爱玲寄去，但未获任何回音。
早在抗美援朝时期，胡兰成就设法与台湾的国民党方面缓和了关系，曾受嘱写了一份关于“韩战”的意见书转呈蒋介石，颇受蒋的欣赏。
1974年，经蒋介石同意，胡兰成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之邀赴台，受聘为终身教授，登台开讲。
同年5月，他的《山河岁月》由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引起诗人余光中的愤怒，写了一篇文章《山河岁月话渔樵》予以驳斥，从而引发台湾文化界的“批胡”浪潮。到11月，台湾警总在舆论压力下，查禁了该书。胡兰成在台湾的教职，也不得不黯然收场，于次年返回日本。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台湾作家朱西宁、朱天心、朱天文父女。从文化学院离职后，曾有半年时间暂住在朱家隔壁，埋头写《禅是一枝花》，同时也成了朱西宁两个女儿的“精神导师”。
朱西宁是台湾的“首席张迷”，认识了胡兰成后，对胡兰成也推崇备至。他早年在南京读书时，就是个铁杆张迷，这时便起了念头，要为张爱玲写传。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张爱玲，表示了写传的意思，同时也为胡兰成曲意辩解，试图令二人重修旧好。
朱西宁的这一动作，使胡兰成也有所心动，便将他新出的《华学、科学与哲学》一书立即寄去美国。但张爱玲在复朱西宁的信中，只是请朱不要写她的传记，对胡兰成则一字不提，而后也再没有与朱联络。至于胡兰成寄去的书，连拆也没拆开，就原封退回了。
——“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