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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成形的故事里，这些真实的人之欲望，全都被抹掉了，变成了“现在大家都好了”的大团圆结局。
新的主题与风格，都能看出张爱玲力求与当时环境吻合的努力。可是，她内心大约是明白了：此路不通！
于是，她的“探索”到此戛然而止。
不仅如此，她还萌生了离开上海、远赴香港的念头，并果断地付诸实施。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6）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再度走红的帷幕已经拉开，是什么原因要匆匆收场？除了“探索”的艰难之外，还有什么外因？
以往的张学研究者，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要回过头去再研究一下她在这一时期的活动。
张爱玲并不是像有的张传作者渲染的那样，在1949年以后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她其实还是蛮活跃的，说是开始拥抱新时代也不为过。
就在《十八春》连载3个月后，1950年7月，夏衍亲自点名，有关方面通知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
她欣然赴会，在思想上并无抵触。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出席这样的正式会议。
7月24日，大会在解放剧场开幕，张爱玲以作家“梁京”的身份被分配在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
这个小组，组长是赵景深，副组长是赵家璧、陆万美；组员有周而复、潘汉年、孙福熙、姚蓬子、谷斯范、刘北汜、平襟亚、梁京、邓散木、陈灵犀、陈涤夷、张慧剑、柯兰、姚苏凤、严独鹤等，个个都是文学艺术界的翘楚。
略为尴尬的是，张爱玲与平襟亚分到一个小组，甚至在名单上两人也是紧挨着的。无法猜测，两人见面时心情会如何。
开这个会，旨在把文艺家们组织起来，为新社会服务。一些国统区的作家当场表了态，表示要洗心革面。例如“甜姐儿”黄宗英、流行歌曲《毛毛雨》的作者黎锦晖、作家巴金、赵景深、靳以等，都在会上慷慨陈词，表示要贬斥旧我、重塑新我。
龚之方说：“张爱玲当时坐在会场看眼前的光景，心里想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现在的论者，对她的这次赴会，一般都是根据柯灵的回忆文章，强调张爱玲在服饰方面与广大与会者的不同。
柯灵的描述也确实很生动：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
还有的论者断定：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她与诸人在服装上的反差，使张爱玲感到了不安，觉得自己和新社会格格不入，从而萌生了离开大陆的念头。
这就不免有点以偏概全了。
1950年代初，固然是中山装、列宁服风靡一时，但也仅在年轻人和干部中间流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统一了服装。张爱玲在《十八春》中就写到了年轻女子换列宁装、剪发的事，她不可能为会场里的服装倾向而感到惊诧。
旗袍外面套白色网眼衫，固然不是当时的时髦行头，但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旗袍一直到60年代初，还是国内很多城市妇女的装束，谈不上就如何地“格格不入”。若以张爱玲40年代的装束而论，那岂不是与旧社会更加格格不入了？
即使是在新时代里的换装，她也只有滑稽的感觉，并未见得有什么悲愤。
她那时也能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给自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和一条裤子。她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样一套衣服：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7）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对照记》）
她的惊喜，是由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可以转换身份。
年轻时奇装炫人、出够了风头的她，不会在乎鹤立鸡群的孤立，也不会在意在服装上泯然众人。对她心理上产生巨大冲击的，恐怕还是50年代初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群众运动。
有一个说法是，1950年7～8月间，也就是开完“文代会”后，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曾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在殷允芃的《访张爱玲女士》中记载道，张爱玲说，她在写《秧歌》之前，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当是指这件事。但时间又不大对头，那时是在冬天，在乡下获得的印象，都用到《秧歌》里去了。她说：“这也是我胆子小，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
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如果参加土改是真实的，那么这几个月的生活，当是她和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经历，对她后来的人生轨迹影响应该甚大。
但是，她的亲友们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柯灵更是在批评《秧歌》、《赤地之恋》时说，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因此，张爱玲是否参加过土改，就成了一个谜。
可以肯定的是，她对这场运动是关注的，也听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传闻，不能不令她有所疑虑。
1951年9月，全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文化及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中清算剥削阶级思想残余，消除崇美恐美思想。各单位都搞人人过关。这个运动，也就是杨绛先生所写的“洗澡”运动，一直延续到次年秋季方告结束。
在此期间，文化界还掀起过声势浩大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因为电影是上海的电影公司拍的，连夏衍也难辞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检讨。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发动，到1952年1月底，其中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始触及“民族资产阶级”。
自2月中旬起，因有的地方上政策掌握不好，运动方式简单粗暴，导致一些挨整的工商业者不堪忍受而自杀。据过来人回忆，当时，上海的情况比较严重，自杀者约有1300人。
更令人扼腕的是，1952年2月8日，我国著名实业家、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卢作孚先生也在运动中蒙冤，在重庆愤而自杀，此事令高层大为震动。
后经毛泽东严厉批评，基层“三反”、“五反”中的粗暴之风才被刹住，运动也于1952年6月逐渐收尾。
联翩而来的运动，无疑对张爱玲触动甚大。
她在什么时候萌生的去意？
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1951年3月《十八春》连载结束，她还没有明确的意向。
那时张子静去看她，曾问她有什么打算。张爱玲对此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张子静回忆道：“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漠然，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她是在犹豫。
到1952年年初，情况已越来越明晰，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作现实。经过权衡，她最终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了”的上海。
当年7月，她走了，远赴香港。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8）
她此行持有港大开的证明，去香港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临行前，与姑姑约定，彼此不通信、不联络。
张爱玲走前，姑姑还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以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后来这些相片，大都出现在张爱玲的临终之作《对照记》中，因而得以留存于世。
在离沪之前，她开始构思小说《五四遗事》。因故事是以西湖为环境背景的，她想再去西湖体验一下，于是，参加了中国旅行社的一个观光团，到杭州去旅游了一趟。
湖光滟潋，越山青秀，可是她却有点神不守舍。
旅行途中，观光团在“楼外楼”吃了一餐饭。凭窗坐下来，近处是湖心亭，远处是苏堤。但这美景，却没给她留下什么痕迹。
在她的印象中，除了“油腻的桌子”，就是楼外楼的汤面“浇头确实好吃”，结果她把浇头吃了，汤也喝掉了，面却一口没动。对座有个人不由得看了她一眼，她马上庆幸大家互不认识，不然那人回去若打了小报告，恐怕还要担个浪费的罪名。
——她不喜欢严酷，所以自知永远不能成为“革命女性”。
从杭州返回，很快就开始办手续。1950年代初，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但也不很轻松。张爱玲回忆说，去派出所申请出境的时候，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来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
这令她惴惴不安，好在是有惊无险。
张爱玲说：“幸而调查得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指警察。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
其实，有些办事员的做法只是习惯作风，未见得与政治有关。张爱玲的这个回忆，在揶揄中很显然带有强烈的倾向。
申请获得批准后，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甚至连小说手稿都没带，乘火车先到广州，又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在乘火车离沪时，检查行李的是一个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