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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非理性，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解构的基本思想资源，也正是鲁迅思想复杂性的体现，以及时代精神在鲁迅身上打下的思想烙印。 。 想看书来
第一节 思想艺术价值重估
第一节 思想艺术价值重估
被忽略的《故事新编》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后人一次又一次的价值重估的。时势在变化，时代的价值天平在调整，城头的大王旗如走马灯变幻着自己的面孔，流行色的改朝换代越来越快。可那些有恒久价值的东西却能成为人们最基本的共识而留在历史的知识谱系上。
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历来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论述。这些论述，尽管也不泛中肯的评价，却也不少属于过度诠释，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与历史尘垢，使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鲁迅与实际上的鲁迅大相径庭。
曹文轩曾经在一次论述中引用过米兰。昆德拉对全世界卡夫卡研究的批评来说明大文化批评的独断。全球卡夫卡研究状况较相似地对应了当下过度的鲁迅研究。昆德拉说：“卡夫卡学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来滋养自己。”“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这样做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将卡夫卡一步步逐出美学领域。”（曹P3）
所幸的是，鲁迅研究的状况还不至于像卡夫卡研究那么糟糕。虽然当今对他在文化思想上的研究大于在文学上的研究，甚至有人建立了完全哲学化、政治化了的“鲁迅学”；但毕竟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在美学的领域平静地谈论鲁迅的作品，鲁迅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没有被完全遮蔽。
然而在这没有完全遮蔽的鲁迅研究中，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却至少是被忽略的。在不少鲁迅论家的研究著述中，谈起鲁迅的小说，津津乐道的常常只包括《呐喊》与《彷徨》，《故事新编》被有意无意地逐到了他们的视野边缘甚至“鲁迅小说”的概念之外。
一个完整的鲁迅是离不开《故事新编》的。更何况，作为鲁迅的晚期作品，对它的理解及价值定位是研究鲁迅文学与思想嬗变的应有之题。没有《故事新编》的鲁迅，只会让人更加将鲁迅误读成一个静止的存在。
较之鲁迅的前两部小说，《故事新编》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与思想文化意义，它是鲁迅文学艺术与思想文化观念发展到晚年的一个结果。
批评深度：从文化现象到文化源头
上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封建王权统治向资本主义现代*政治的转型。转型是必需是，但也是痛苦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众日常生活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于是，新道德与旧伦理、西学与国学、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普罗民众与知识精英、革命与改良……都交织在同一个时空之间，扭结在同一个社会之中。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在鲁迅内心的正面映照。
从《呐喊》到《彷徨》，内容都取材于社会现实，这种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来源于他的文艺观念。当初，鲁迅“弃医从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为“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所以在鲁迅看来，文艺不过是“改变精神”的工具而已，目标则是建立“人国”，用西方的科学与理性精神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呐喊》与《彷徨》所做的，则是围绕着这一目标，“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前期的小说从社会现实入手，正是以他对小说工具功能的理解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与鲁迅从社会现实开始着手改变中国民众的“精神”所进行的努力。要“疗救”这个腐朽的社会，则首先要揭示这个社会的“病苦”。
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于1923年；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出版于1926年。两者相隔不过三年，这也正好为两部小说在内容上的相近做了注脚。
《故事新编》是他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集，出版于1936年，与他前一部小说已相隔了十年。十年之隔，我们不难理解：处于社会思想文化漩涡中心的鲁迅，思想观念与文学趣味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事实上，《故事新编》在风格上与前两部作品迥然不同，正是鲁迅思想文化观念与艺术追求、艺术趣味的变化在作品上的反映。
鲁迅小说的表现内容，到《故事新编》这儿仿佛掉了个头。1922年，他“从历史采取题材”作小说，如果说开始还只是作者在题材与文体上的一种自我拓展的话，那么等到中断了几年之后的1926年再提起笔继续创作时，已经完全超出了文体试验的范畴：鲁迅的批判不再满足于只针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下的表面现象，而是必须深入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进行批判了。
这一转换，不仅拓宽了鲁迅文化批判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使得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更加深刻——直捣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在批判深度上，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是向着文化更深刻的层次递进的。
批评强度：从一般性批判到解构
在批判内容呈递进的同时，《故事新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方式上，因为解构方法的运用，比之《呐喊》《彷徨》的一般性批判更加强烈。
我们在第一章对比批判与解构时已有论述。在批判与解构之间，有着否定与重估、外部与内部、彻底与留有余地、结构与部件的区别。《呐喊》与《彷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态进行否定与揭露。《狂人日记》揭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的真相；《孔乙己》《白光》揭露的是科举制度及社会权贵政权下人的悲惨命运；《药》揭露的是长期愚化了的民众对革命的麻木及愚昧；《明天》《祝福》揭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统治下妇女无助的生活和最后的绝望；《阿Q正传》则是全方位展示封建统治下农村民众的思想、政治生活的处境，以及革命的影响；《在酒楼上》《孤独者》表达的是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行者的困惑与彷徨；《幸福的家庭》《兄弟》《伤逝》表达的是具有现代精神的人们难以走出中国传统文化包围的必然处境……这些批判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各个方面各种情况下的表现形态。鲁迅抓住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折射的映像，深入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没落，隐约表达了对新的文化形态的向往。鲁迅在这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手段就是揭露。他从社会现象入手，撕开长期被遮蔽、甚至被美化的表面，从而将批判的火焰引燃至中国传统文化本身。
如果说《呐喊》与《彷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现象—本质”的揭露式展开的话，那么，《故事新编》则完全避开了中间环节，径直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对象进行“嘲弄”。这种嘲弄当然不是一般的贬损，它既不是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不能适应时代需求、具体内容如何腐朽反动，也不是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表现形态如何可笑与弱智，而是直接指向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荒谬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失去存在的根基，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打入了万劫不复之中。当鲁迅引领我们从造物神女娲的角度看待上古历史时，你还会觉得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吗？当鲁迅让我们回到《道德经》产生的过程中，看到它不过是在关尹喜的勒索下所留的文字，我们还会对之有任何的神圣感吗？当鲁迅带领我们回到西周初年，跟着老朽的伯夷与叔齐兄弟去避世，我们还会觉得这两位历史上的贤者还有何高尚之处呢？当我们跟着鲁迅的想象看到庄子被自己的糊涂弄得下不了台时，我们还会相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类的鬼话吗？
《呐喊》与《彷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功能及其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态所进行的批判，而《故事新编》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进行的解构，其批判的力度当然更加强大。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何看待解构中的肯定因素。我们前面已讲到过，解构并非简单、直接的否定，它是将我们日已成形的认识解放出来，赋予对象更多的理解可能性，它是重估。因此，它不仅有否定，也是应该有肯定因素的。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对女娲创造精神的赞扬、对大禹牺牲精神和墨子朴素实干精神的肯定，对黑衣人复仇精神的颂扬，等等，都给了我们正面的肯定意义。应该说，这肯定因素，正是鲁迅思想更加成熟的表现，也说明了这时鲁迅的思想与早年倾向西方科学理性精神不一样，他更加懂得从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1930年，他在《〈浮士德与城〉后记》中写道：“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这时的鲁迅已经能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了。
小说功能：从批判到游戏
《故事新编》在现代小说中另一独特的价值在于，它突破了现代小说的“政治—文化”批判模式，在体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