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会这样做——没有毒品我活不下去，我不想这样活下去。你想象不到过瘾的时候是多么过瘾呢，我生活中需要这个！”
她从可口可乐杯里拨出几块冰，放到桌上，用手指头轻轻一弹，看着它们在塑料上滑过。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银行家，母亲是个地产代理商，他们住在俄亥俄州，在她成长起来的房子里。“它是白色的，玫瑰，栅栏——梦幻花园。”她说。她第一次离家出走与朋友一起坐顺风车到旧金山时，父母雇了一个私家侦探来找她。那个侦探追踪她到了一个无家可归人员收容所，劝她和他一起回去。回到家里，父母把她带到医院去戒冰毒瘾。“那是地狱，我只想一死了之。”
她偷了一罐安定，被放出来的那一天，过量地吞食了它。等她恢复过来以后，她父母把她送进了黑泽尔登——中西部最有名的毒品康复机构，但她也从那里逃跑了。父母又找到了她，把她送到另一家康复中心。“那是狗屁，一种祈祷疗法。”她说那些项目，她又逃跑，从一个老男朋友那里赊买了注射毒品，坐顺风车回到旧金山，大部分路程与一位吸冰毒的卡车司机同行。她在黑特安顿下来，在那里开始贩卖和“打”——即注射冰毒。她住在一个车库里，有一个小型供热器，但没有自来水，睡在一张旧床垫上。
她告诉我，她几乎每天都使用冰毒，吸它或者注射它，一次不睡觉可以待上七十二个或更多小时，想睡就睡上几天，做着“稀奇古怪”的噩梦。她去过三次急诊室，一次是因为肺炎，一次是因为“我咳出血来”，还有一次是因为“极度兴奋行为反常”。通过乞讨，她赚取足够的钱买咖啡和香烟。她曾经用刀捅过一个家伙，“只是在腿上。”通过贩卖来付冰毒的钱。“付不起的时候，我就……”她好像很不好意思，仿佛被一个冷酷无情的情感记忆刺激了一下神经。她把头转向一边，低了下来。侧面的她看上去只有年龄的一半那么大。“如果赊买不到，我就做婊子，”她说，“吸了冰毒以后，我就没事了。”
“你父母呢？”
“他们怎么了？”
“你想念他们吗？”
“不怎么想……想的，我猜是想的。”
“你应该跟他们联系。”
“为什么？”
“我肯定他们想念你，而且担心你。他们会帮助你的。”
“他们会叫我回到康复之家去。”
“也许，这不是个坏主意。”
“去过了，做过那个了。”
“至少给他们去个电话，让他们知道你还活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部 无论如何（7）
她没有回答。
“打电话给他们，我知道他们会想知道你还活着。”
我开车回家，没带回尼克。
我用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折磨着自己：
我宠坏了他吗？
我太宽容吗？
我对他的关注太少？
太多？
假如我们从来没有搬到乡下该多好。
假如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毒品该多好。
假如他母亲和我没有离婚该多好。
假如，假如，假如……
犯罪感和自责是瘾君子父母的典型反应。在一本《家有瘾君子》的书里，作者写道：“大多数父母，当回顾自己是怎样抚养孩子的时候，多少有些后悔。他们可能希望自己更加或没那么严厉，对孩子期待过高或过低，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更多，或者保护没那么过度。他们可能回顾困难的事件，比如离婚或家庭中的死亡，并且把这些看作是孩子心理健康的转折点。有些可能为过去困境的羞愧而承受沉重的负担，如破坏家庭并且导致不信任的不忠行为。无论父母的失败可能是什么，几乎不可避免的是，瘾君子们会认识到这些弱点，并且利用父母……
接连几天没有尼克的音讯后，他从以前的一个女友家里打来电话，话说得很快，显然在撒谎。他说自己戒了毒，已经清醒五天了。我告诉他，他只有两个选择： 再试一次康复之家或露宿街头。他的粗暴语气辜负了我想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的冲动。
他坚持说康复之家根本没有必要——他会自己戒掉的——但我告诉他，这是不可协商的。他消极地同意再试一次，终于作出结论道：“随便。”
我开车到了那个女孩的家，在外面等着，在死胡同里无聊地摆弄着汽车。尼克阴沉沉地爬进车来。我注意到他脸颊上有一块黑色的瘀伤，额头上有一处深长的伤口。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望了望天，然后闭上了眼睛，说：“没什么大不了，有个混蛋揍了我一顿，抢劫了我。”
我叫道：“那没什么大不了？”
他看上去疲惫和空虚，没有行李箱、没有背包，什么也没有。
“你的东西呢？”
“所有的东西全被偷了。”
他是谁？车子里坐在我身边的这个男孩不是尼克，他也不知道有关我记忆中的那个男孩的任何事情。仿佛证实我的观察一样，他终于说道。
“我他妈的在这儿干吗？这是瞎扯！我不需要康复之家，那是瞎扯，我要走了。”
“走？去哪儿？”
“巴黎。”
“啊，巴黎？”
“我所需要的是离开这个他妈的国家。”
“你去巴黎干什么？”
“汤姆、大卫和我打算在地铁里演奏音乐，给自己配上一只小猴子，像过去的卖艺人那样。”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尼克的情绪徘徊于激动不安和麻木不仁之间。除了猴子以外，他的计划还包括背着背包去墨西哥、加入维和部队、在南美种地，但每次都最终绕回到坚决不回康复之家。他强调自己不需要康复，已经清醒了；接着又说他需要毒品，没有毒品活不下去。“生活可恶，这就是我为什么吸醉的原因。”
我不能肯定再来四周的康复之家是否有用，但我知道那是唯一值得一试的。这次，我设法把他送进了坐落于纳帕谷葡萄酒之乡的圣海伦娜医院。
第二天早上，尼克、凯伦和我驶过无边无际的黄色和绿色田野——芥末花、几何图形的葡萄园——前往医院。
在拉帕谷上方，离西尔维拉多小道不远，我把车转上了通往医院的小路。尼克望着那个路标，摇了摇头，讥嘲地评论道：“棒极了，治疗营。我们又来了！”
第三部 无论如何（8）
我泊好车，看见尼克回头张望，他在试图逃跑。
“你敢！”
“我害怕，好吧？耶稣啊！”他说，“这将是一场噩梦啊！”
“与被人揍而且差点儿被杀死相比？”
“是啊。”
我们进入主建筑，按照路标指示坐电梯到了二楼，并从那里走下一条走廊。与奥尔霍夫康复之家不同的是，这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医院——灰色的地面、荧光灯、没有尽头的走廊、白衣护士、蓝衣护理员。我们坐在一个忙碌的护士站旁边的高背靠椅上，填写表格，没有说话。
一位戴着大大的粉红色眼镜的护士来接尼克，她解释说他将接受面试，并且进行体检才能入院。她说：“那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他会在这里和你碰面的。”
我和凯伦下楼到医院的礼品店里，从那不多的商品中为他买了一些洗漱用品。回来时，尼克说他要去房间了。我们陪他走过一小段走廊，他抱着我的胳臂，感觉几乎没有一点儿重量，仿佛能从地上飘起来。
我们彼此尴尬地拥抱。“祝你好运！”我说，“自己保重。”
“谢谢，爸爸。谢谢，凯伦。”
“我爱你。”凯伦说。
“我也爱你。”
他望着我，“珍重。”泪流满面。
圣海伦娜的项目与奥尔霍夫伯爵的项目是相似的，不过它包括更多的锻炼，有瑜伽和游泳，外加医院里的医生和精神病医生进行的咨询。它强调教育，用关于毒瘾的大脑化学讲座和电影，每日一次的匿名戒酒会和嗜麻醉剂者互诫协会，再加上一个每周两天的家庭项目。在这一点上，我对康复是不乐观的，但我允许自己存有一线希望。正如有首歌里唱到的那样：“在每一个难得的日子结束时，人们找到某个理由来相信。”我的理由交织着这个希望和又一次微细的释怀——因为我知道他在哪里。
“你们会发现尼克变化巨大的，”我们走下一条白色过道时，顾问说道，“但他现在感觉相当低沉，戒毒时都是这样的，而且冰毒是最糟糕的毒品。”
“有证据表明一开始使用就上瘾的人们有着一种不容易停止或控制的冲动，”她说，“那几乎就像呼吸，那不是意志的问题，他们只是自己停不下来，不然他们会的。谁也不想成为瘾君子，毒品把人征服了。毒品——而不是一个人的理智的思想——掌握了控制。我们教瘾君子怎样通过不间断的康复工作来对付他们的疾病，这是唯一的方式。说他们不能控制它的人们不理解这个疾病的性质，因为这个疾病在控制之中。”
不——我认为。
尼克在控制之中。
尼克失去了控制！
讲座结束以后，有自由提问及解答，然后，我们在另一个房间里开会。我们坐在一圈椅子里，另一个圈是我们正渐渐习惯的瘾君子的父母、子女和其他重要人物的超现实的弧形聚会。我们轮流介绍自己，分享我们故事的简写版。它们全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毒品、不同的谎言、不同的背叛——但又是同样的，可怕且令人心碎，全都带有极度的焦虑、伤心和明显的绝望。
休会后，我们与项目里的家人一起吃午饭。尼克沿着走廊颤颤巍巍地向我们蹒跚过来，他面色苍白，移动缓慢，仿佛每一步都引起灼人的痛苦。见到我们，他好像由衷地高兴，他热烈地拥抱我们，把我们俩都抱了很久，脸颊紧紧贴在我的脸颊上。
我们选了包在塑料里的三明治，把咖啡倒进塑料杯子里，用托盘端到外面阳台上的一张长凳上。尼克只咬了一口三明治就把它推开了，他解释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