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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的成功，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是人们对田汉的期待与刺激。
自担任文化部戏改局局长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以后，田汉整天忙于琐碎的事务工作，无暇顾及创作。从建国以后至1957年的几年间，田汉没有新的戏剧作品问世，只把《金钵记》改写为《白蛇传》，与安娥合作写了《金鳞记》。那时，除随时随地即兴作诗外，作报告、写纪念文章代替了他的创作活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也严重地干扰了他的创作心境。好些年不动笔写话剧，连他自己也感到“不止是手生了，心里好像也没有把握了”（田汉、郭沫若《关于的通信》，《田汉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一天，田汉去参加印度大使馆的晚宴，朋友陈家康对他说：“瞧你头发都快白完了，也写不出什么来了。就写一首旧诗送给我吧。”田汉当时笑着答应他，“心里却是很沉痛的”。他问自己：“你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吗·”（《关于的通信》）他不服气，“托尔斯泰七十二岁写了《复活》，我现在还不到六十，体力又好，吃得、睡得、走得、坐得，不弱于人嘛……我是作家，党需要我们写出新的作品来。”并说 “今年就写。”（黎之彦《田汉创作侧记》，《田汉创作侧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 “不服老”的性格和剧作家的使命感，使田汉下了决心，马上着手创作剧本，并于当年（1958）创作出话剧《关汉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58《关汉卿》（3）
从主观方面说，《关汉卿》的创作“圆”了田汉一个“梦”。
田汉从小就有一个做戏剧家的“梦”。1916年，他舅父易象（同盟会会员）带他去日本留学，希望他学政治，他却喜欢文学、戏剧。在与日本新剧接触的过程中，他的“梦”也更清楚了。1920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明确地说：“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Dramatist。我尝自署为A Budding Ibsen in China可就晓得我如何妄僭了。”（《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同年3月，田汉从东京去福冈看望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两个人在游太宰府公园时，他们“手拉手”仿歌德和席勒铜像的样子照了一张像，两人内心里都“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然而，青年时代这“暗自期许”的“心约”却影响了田汉一辈子。此后，田汉不论在戏剧创作还是领导戏剧运动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但是他却始终感到没有实现这个“心约”。他在《关于的通信》中对郭沫若说： “我的成就是太少了，太浅了”，“越是读席勒，看席勒，越觉得他的艺术赶上去也不很容易”。1957年，田汉随团去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达拉所娃演席勒的《玛利·斯丢瓦特》，使田汉感到这位德国剧作家的伟大艺术“还以很大的力量震撼着我们，他的处理斗争、突出性格的手法如此的值得我们学习”。而国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更使田汉豪情满怀，跃跃欲试。为了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愿望——成为席勒一样的作家，田汉决意恢复“荒疏已久”的创作生活。
《关汉卿》的创作与纪念关汉卿的活动有直接关系。1958年，世界和平大会把关汉卿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决定当年6月为这位大戏剧家举行创作活动700周年纪念会。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戏剧界的骄傲。身为剧协主席的田汉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激动，因为关汉卿是他景仰的作家。从这年的1月份起，田汉便着手准备在纪念关汉卿大会上的报告，集中阅读了《元史》、《新元史》、《元曲选》、《马可·波罗行纪》、《录鬼簿》 、《中国通史》、《关汉卿戏曲集》等资料，认真研究了关汉卿的剧作，尤其是《窦娥冤》。田汉感到，关汉卿处在那样黑暗的年代，却敢于写窦娥这样反抗性十分强烈的女子，实在难能可贵。单从窦娥的唱词中，就可以看到关汉卿“确是个不屈不挠地战斗的戏剧家，是个爱憎分明、感情强烈而愤怒的戏剧家。无论读他的悲剧或是喜剧，都能听到他对元代统治者和黑暗势力撞击的铁石声”（《田汉创作侧记》）。关汉卿在《不伏老》的曲子中说他“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田汉认为关汉卿确实“是个铁汉子”，“他那无畏的战斗精神，真正达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在中国剧协召开的《关汉卿学术研究座谈会》上，田汉作了专题报告，对关汉卿的一生及其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关汉卿是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文学传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很好的范例”。报告中号召戏剧工作者向关汉卿学习 ，“踏着关汉卿的巨大足迹前进”（《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戏剧报》1958年第12期）。对关汉卿的钦佩，使田汉充满了创作的激情， 遂即萌发了要给关汉卿“写个戏”的愿望。
1958《关汉卿》（4）
《关汉卿》的创作体现了田汉“为民请命”的创作思想。1956年，田汉曾写过两篇文章——《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在戏剧界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成了田汉“右倾”思想的“证明”。有人说田汉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他的“为民请命”是“收买人心”。他们说，艺人应该由党来管，饿死了不用你管。说田汉“收买人心”是与党争夺领导权。1957年6月，中国剧协开始内部整风，田汉便成了内部批判的对象，在“反右”运动中险些被打成右派。然而，田汉的心里并不认为自己“为民请命”的思想是错的，所以他在《关汉卿》中仍然在表现关汉卿的“为民请命”。
田汉创作《关汉卿》，从1958年３月初开始构思到写出初稿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间虽短，花费的气力却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史书上对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记述非常少。在《录鬼簿》这样记录当时剧界名人的著作中，关于关汉卿的记述也不过寥寥几笔，只说他是“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己斋叟”。《析津志》说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为一时之冠”。此外，就只有他的杂剧与散曲。仅就这如此少的材料创作剧本是比较困难的，但田汉不灰心。他认真研读、考证史料，梳理各种人物关系。为了弄清元朝的政治背景，如政治制度、阶级关系、文化政策以及关汉卿的活动和他周围一些人的情况，田汉先后前往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大学访问周贻白和翦伯赞两位教授，得到他们热情支持。周贻白借来一部《元典章》给田汉，这本书对了解关汉卿时代的社会状况很有帮助。书中有一条元朝的反动禁令：“妄撰词曲、犯上 恶言”者处死。田汉说：“这一条是*裸的反动政策，我这个戏很需要这条法律依据。”（《话剧〈关汉卿〉创作侧记》）历史学家翦伯赞很赞赏田汉以“剧作家写剧作家”的创作设想，并从《青楼集》里找出“当时名满大都”的元代女艺人朱帘秀、赛帘秀等的材料，为田汉解决了《关汉卿》一剧女主角的难题。
1958年3月15日，田汉与秘书黎之彦一起携带全部资料前往西山八大处长安寺（ 文联作家招待所）写作。在创作过程中，田汉一面认真研究史料，一面发挥其艺术想象力，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融入了自己在国统区从事戏剧运动的亲身体会，使该剧的创作一气呵成。从3月21日开始写第一幕，至3月31日便完成了《关汉卿》全部八场戏的初稿。4月6日约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焦菊隐、欧阳山尊、刁光覃、舒绣文、夏淳以及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报》的专家来长安寺听读《关汉卿》第二稿。读完剧本，大家热烈鼓掌，称赞田老“多年不写话剧，一写就一鸣惊人，写得太感人了”。在讨论中，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朱帘秀比关汉卿感人。田汉非常重视大家的意见，决心再次进行修改。
《剧本》月刊1958年5月号发表田汉第三次修改后的话剧《关汉卿》，立刻“引起了戏剧界的震动”。整个剧坛为之欢呼：“田老不老！”郭沫若“一口气读完”了《关汉卿》，连夜给田汉写信，称赞剧本“写得很成功”。他对田汉说：“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特别是朱帘秀，她如生在今天，她一定会自告奋勇，来自演自的。”信中还说：“你今年六十，《关汉卿》是很好的自寿。”（《关于〈关汉卿〉的通信》）郭沫若在信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5月7 日，《戏剧报》和《剧本》月刊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邀请一批戏剧家和历史家座谈田汉的《关汉卿》。田汉根据会上提出的意见，对《关汉卿》再次进行修改，之后便送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
《关汉卿》一经演出，立刻引起轰动。欧阳予倩以“花甲如君正少年，英雄气概儿女肠”的诗句对田汉的创作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老作家只要思想不老，身心健康，就能不断进步，保持青春。”（欧阳予倩《一个成功的好戏〈关汉卿〉》，《戏剧报》1958年第13期）阿甲以《舞台上出现了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动人形象》为题，赞扬《关汉卿》创作的成功。紧接着，全国很多剧种如话剧、粤剧、越剧等都上演了田汉的《关汉卿》。
日本话剧界为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为了促进日中友好，由日本的文学座、俳优座和民艺三个著名剧团联合演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