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成功的完成它的使命。
这种浓烈的乡情经过千秋万代，逐渐发展，日益加强，变成一种宗教，一种无论生死的最后回归。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神圣的需要。如果我们参考“祖先崇拜”，就会对中国的这种现象增进一些了解。
我们必须谴责偶像崇拜。我必须承认，每次看到中国人的棺椁从海路或从陆路，经过长途跋涉，重返故乡，圣经旧约中的美丽的历史故事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在这个故事中，亚伯拉罕在希伯莱给他的妻子萨拉买了一块田和一个洞穴作为墓地。亚伯拉罕，以撒，瑞贝卡死后也都葬在那里。雅戈死后，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把他们父亲的遗体从埃及抬回了加南，并葬在利亚旁边。约瑟夫要求他的孩子们承诺在他死后，要把他的骨灰葬在同一个坟墓里。这个承诺在他去世后两个世纪完成。人们一定会崇敬中国人的这种感情。人类的先民就拥有这种感情。中国人在几千年中把它，世代传承，付诸实践。
中国人为什么成不了殖民者？（2）
中国政府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利用人们的这一特点。对于那些想要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他要在中华帝国版图内拥有一块墓地。一小块墓地的所有权被看成他有意成为永久定居者的上佳证明。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使人民安土重迁，阻碍了他们改变居住地和职业。法律明文规定，任何个人和家庭终身只能从事一职，不得改变。法令上写到：世世代代，不得改变。对于已经不喜欢改变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法律是否是明智的值得怀疑。今日它已经失效。但是它对整个民族有着双重的影响力。一方面，子承父业，它使得各种行业毫无改变（也毫无进步）的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使她落后了几个世纪。并且限制了人民。人就呆在他谋生的地方。如果这个营生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话，自然他就会在家继续经营他父亲的产业。他的利益中心在那里，他很少背井离乡，出去闯荡。
一次，我见到一位靠在土墙上晒太阳的老人，他在那里是为了稍微能抵抗一些一月份刺骨的寒风。我向他询问到某个中国的城市还有多远，因为我打算在那里过夜。他回答说不知道。
我惊讶并且怀疑他的回答，问到他是否也是一位旅行者。
他说：“不，我就住在那儿。”并用头示意在不到一百码的地方的一所看起来舒适的中国房子。
我又问到：“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他回答说：“一辈子，我今年78岁了。”
我坚持问到：“你真的不知道那座城市离这里多远？”因为我还是不能相信他的话。
他回答道：“不，我为什么要知道？我从没去过那里。”
这更让我感到惊讶了，惊呼道：“你已经78岁了，在这里过了一辈子，竟然没去过那里！”
这位老人断然反驳道：“当然没有，我为什么要去那儿？我住在这儿。”我说的那个城市离这里其实不到十英里！
还有其他事实说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项提倡永久性（我们姑且用这个词）的法律的效果。虽然钟表这些东西中国不生产，也很少有人拥有它们，进口的数量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中国每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里都会有几家修钟表的店铺。旅行者也许想知道他们如何找到顾客，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哪学来的这门手艺。答案很简单。他们对这行知之甚少，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信仰以及手艺。他们的祖先是两百多年前，早期来华的天主教牧师的学生以及皈依者。他们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钟表维修的知识，并传给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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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北京怪谈（1）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直由通过各级科举考试的文人（literary graduate）组成，喜欢辩论。他们拥有自己的逻辑系统，他们的结论往往建立在我们有时看起来是古怪的甚至是荒唐的基础之上。士大夫们思路严谨，能够迅速抓住对手逻辑中的瑕疵，大加利用。他们完全遵照于儒家先贤的著作，不折不扣地执行。多数情况下，士大夫之间的辩论总是能达到大家都大致满意的程度。因为他们对热点讨论的话题和原则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基础。正是因为这一特性，士大夫之间的谈论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文人和绅士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漠视已经确定的普遍原则的，他们多大程度上迷信书本。
我认识一位中国著名的学者，他在朝廷支持下享有很高的地位。 这位大学者奇怪地宣称狐狸神通广大，能够按照它自己的意愿随意转变人型。我为此与他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争论。我们就这一诡异而滑稽的话题经过了长时间的辨证，但是我们最后谁都说服不了对方。正当大家都精疲力竭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兼敌人突然说：“好吧，我告诉你一件发生在北京的真事，看你能如何解释？其实你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非常了解。多年前的一个夜晚，英国公使馆的一名士兵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到公使馆的院落里有狐狸的叫声。他马上重新穿戴好，抓起来复枪，告诉妻子说自己要去杀死那只狐狸，就出了房间。妻子听到丈夫的来复枪声响起后片刻，就陷入了睡眠之中。当她第二天上午醒来的时候，发现丈夫还没有回到房间里。不一会，两名士兵将自己丈夫的尸体抬进了房间。尸体躺在月桂丛中，脑袋被子弹射穿了。他的来复枪就在他的旁边，但是却丝毫没有狐狸的痕迹。现在，你打算怎么解释呢？”我的对手胜利在望似的继续说：“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个士兵在那些月桂中间追逐那只狐狸，眼看就要抓住狐狸了。那只狐狸看到自己就要被抓住了，于是双眼灵光一闪，马上变成了一名男子，从那个可怜当兵的身上夺过来复枪，用他的武器在他的脑袋上开了一枪。之后，狐狸变回了狐狸，迅速跑掉了。这样的事实难道还需要争辩吗？”
说完，他得意洋洋，信心十足地笑着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这件事情的确在北京城流传很广，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的结论。我的回答是，而且回答也只能是惟一的：狐狸变成人，以及之后的行为都不是真的，仅仅是推想而已。我想，那天晚上，那名士兵手脚趴在月桂丛中，悄悄的、匍匐着、接近那只狐狸。但是马虎的他将来复枪潦草地拖在自己的背上，不知道到枪口朝上，而且正对着自己的脑袋。恰巧，一枝月桂枝挂响了扳机。枪走火了。士兵应声倒在了地上，脑袋被子弹打穿了。来复枪就势滑到了身旁。
争论就此结束。每人都不能用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这位学者在自然历史方面的知识是稀奇古怪的。但是他依然是一位聪明、敏锐、心胸开阔的政府官员。
中国人的客厅和书房都布置得非常精致优雅，尽管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么的舒适。让我们重新回到中国社会对家族女性实行的严格隔离的话题。当客人接近主人家的客厅或者书房的时候，一定就使自己的到来让房间里的人们知道。比如客人可以咳嗽一声，以便房间里的女性有充足的时间在你到来之前回避开。中国家庭普遍重视儿子，对他们引以为豪。客人来访的时候，儿子可以在场。家长们总是轻描淡写地介绍一下儿子，说些“犬子愚钝”，“孺子不可教”之类的客套话。显而易见，这些话只是掩饰家长们的自豪与骄傲的托词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抓住与已为人父的中国人交往的要点，与之建立良好关系的捷径就是去拜访他，当着他的面欣赏、夸奖他的儿子。
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国，外国人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都是严格限制在同性之间。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在中国人转变社会交往的观念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顺从于西方的利益、规则、观念之前，这样的情况不会有所改观。但是这样的改变是急不来的，卤莽的激烈的变革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所谓的“国际###”（international gathering）都是沉闷乏味，极其无聊的。从社会学角度看，它们缺乏只有女性参与才能带来的优雅、柔美、机智、灵动等美感。人们还需要以极大的耐性和充满哲学的思考去容忍它们的存在。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希望这些现象不要长期存在，不要总是让这些现象长期为我们的宴会和交谈添加令人捧腹，招人厌烦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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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北京怪谈（2）
在中国人为外国人举办的宴会上，客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处于中国主人的控制与布置之下。中国的饮食文化与他人是如此的不同：上来的每一道菜都稀奇古怪，整个饮食文化与西方都截然不同。这样的宴会在外国客人看来既单调乏味，又因为自己的无知、不知所措而充满滑稽气氛。这些客人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可能是优雅的美食高手。来中国后，面对以奇怪的方法烹制的、用奇怪的方法进餐的奇怪的食物，这些美食家都成为了进餐时胆战心惊的小学生。比如说，一位美国人可能在中国的餐桌上可能为了用筷子夹住自己碗的边缘的一粒米饭而绞尽脑汁，满头大汗。他可能会在回美国后，邀请之前的中国主人来自己家里做客。看到客人经过无数次的努力仍然用不好刀叉后不得不放弃，改用大自然天赐的十指的时候，我的这位美国同胞也许会得到报复的满足。
招待外国客人总能使人发现许多乐趣，并从中得到一些感悟。我有幸在北京招待过一位尊贵的朝鲜客人。他是朝鲜内阁大臣之一，此刻作为朝鲜每年朝觐中国皇帝的使团领队来到北京。这位外交官容貌威严、富有教养，给人英明能干的感觉。由于在学术和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精深修养，他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也就是在那个冬天，他第一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