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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北大 扬我中华（3）
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洋人，揭露中国贪官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
对于辜氏“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
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氏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1921年，德国哲学教授奈尔逊对中国留学生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指《哀诉之音》、《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当奈尔逊教授从《泰晤士报》获知辜鸿铭于北大辞职生活穷困时，准备汇款济助。德国人曾将辜氏作品译刊为《怒吼之声》（Vox Clamantis），且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读书会，以示尊崇。
上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
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泰戈尔获奖）。
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
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
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氏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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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风流 独领风骚
名士辜鸿铭的风流与他的语言天才一样，独领风骚，似无人可及。
辜氏一妻一妾。吉田贞子去世后，老牛夕阳的他又觅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国以后，辜鸿铭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天，开完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出席费”。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去逛妓院。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溜了一遍，让妓女们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元大洋散光，他才扬长而去。他同情妓女，认为她们卖淫是卖穷。
辜氏不仅喜欢嫖，还喜欢赌。嗜好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少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他还卖过文凭。这是他亲口向胡适讲的。
安福部当权时曾立法，部分参议员需中央通儒院票选。凡有外国的硕士、博士文凭者都有选举权。有人兜买，二百元一张。
×××找辜鸿铭，希望投他一票。辜说他文凭丢了。×××说您老亲自去投，不用文凭。辜说要五百元。两人几番讨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送四百元和选举入场券给辜，叮嘱务必到场。辜鸿铭拿到钱立马到天津，把四百元 “报效”给妓女一枝花，玩了三天才回来。事后，×××大骂辜不讲信义，辜顺手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小子的头，大骂他瞎了眼：“敢拿钱来买我？”把那人吓跑了。
辜鸿铭偏激。他瞧不起严复（又陵）和林琴南（林纾）。一次酒酣耳热时，辜发怪论：“如果我有权在手，我定要杀两个人以谢天下。”邻座问杀谁（另一说，他与严、林同桌）。他说：“严又陵和林纾。”邻座问为什么。辜说：“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道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祸连天，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教青年侈谈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二人，天下安得太平？”
辜鸿铭性狂。在一次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宴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信口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要安定些。”
辜鸿铭幽默。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人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争竞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都不能到口了。”说得众人点头称是。席间，一个洋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指着那人嘴唇反问：“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
辜鸿铭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品格：“我向来不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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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教授”，名门之后（1）
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门类里，被冠为“泰斗”、“大师”、“宗师”者不胜数矣。姑且不论这一顶桂冠戴在受者头上合适与否，总觉不新鲜；然被誉为“教授的教授”的却只有一人：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是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聘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之一。他的学问大、名望高，掌握汉语以外的语种达十六种之多（一说十三种），在对学生讲“佛经翻译学”时，能用十几种语言来比较、研究，让学生在比较中明白孰优孰劣，优在何处，劣在何方。他的拿手绝活是对历史的研究，“在史中求史实”，“继承宋贤史学大师，以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与长编考异之法治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
陈寅恪1902年十三岁，随兄陈衡恪（师曾）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1921年又赴德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留学计达十多年却无意追求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 “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么，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后，曹云祥同意了。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坛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兜，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讲课时一兴奋觉燥热，便适时脱去。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活脏，学生要代劳，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述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创新，期以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是以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同学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不惮跋涉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他与王国维（静安、观堂）私交甚笃。1927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哀。次年，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遗憾此碑今已无迹，幸有拓片尚存。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生于长沙。出身于诗书世家。他自言并非是“读书种子”，那是自谦。祖父陈宝箴，咸丰年间诗人，光绪年间官至湖南巡抚。其父三立，别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近代著名诗人。长兄衡恪，民初著名的艺术家，诗、书、画、印俱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