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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祥：因为害得人家没得上冠军嘛！我后来就道歉了，我今天仍然道歉。但是当时这么一闹，弄得我们当天晚上的节目不能录播了，得停一个晚上，把整个事态平息一下再播。可是北京的观众不干了，打电话到我们电视台来。
这个问：“凭什么你不播了？你为什么不播，得说个理由！”
那个说：“你们想不播就不播了啊？！”
当时大家对这个节目太喜欢了，喜欢到了一种你不播他就非常愤怒的程度。
《中学生智力竞赛》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风潮。连赵忠祥常在节目中说的那句“回答正确，加十分”，也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田歌：可以说，当时中国最好的电视节目都是赵老师主持，或者担任播音的。这不过分吧？
赵忠祥：我很坦率地跟我现在的同事去解释一下：如果在今天，我们有300到500专职的和兼职的主持人，未必每一次节目都会选择我。但是在当时，至少在1983年以前，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编的央视男主持人就我一个。
那时候电视还不发达，中央台就一套节目。这一套节目也就晚上播那么一会儿。哪儿像现在铺天盖地，那么多电视台那么多节目！
田歌：我还以为那时候赵老师会是一个出镜委员会的负责人，所有新同志都被你拒之门外了呢。
赵忠祥：不会，不会！第一，我没有这个权利，第二，我的情操还不会这样。回想电视这50年，我觉得是央视的栽培，以及广大观众的包容，才让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我真是感恩不尽！
田歌：赵老师的回答总是那么有高度，但是我的问题坚持从低角度进入。后来中央电视台的男主持人，包括罗京，是不是都得经过你的同意才能进来啊？
赵忠祥：你说现在都已经进来的经过我同意，那我就谁都没得罪；问题是那些没进的，那我就得罪人了。你说罗京进来是我同意的，确实我同意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组同意的，当然也有我的一票了。后来央视的规模逐渐扩大了，我们也就不张罗这事了。现在央视的出镜委员会，并不决定一个人进台不进台，只是给一个业内的评判。
1994年5月11日，赵忠祥主持的《人与自然》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开始播出。这是一个宣传环保基本国策的专题节目，宗旨是“讴歌生命，关注环境”，一经播出即获得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先生的赞扬：“希望各国电视传媒向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学习。”该节目连续5年获CCTV专题节目一等奖，1999年在央视调查中被观众评为最喜爱的节目。
田歌：现在你退休了，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主持人来主持这个节目？可是这个声音还不能更替，还非得是你来配音。
赵忠祥：你是不是在这儿使坏，让我们台把我给开了。
田歌：我那一点坏心眼儿都被你看见了。其实我想说的是，也许主持人是可以更替的，但是一个人的声音却是不可以更替的。
赵忠祥：从科学鉴定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声音确实是不可以更替的。一个人的声音就跟指纹似的，几乎没有相同的。人总是要遵循自然规律，一年、两年……几十年，我不可能一直主持下去。但是就算我不播了，这个节目总还要一直播下去。也许哪一天换了一个新人，大家会不怎么适应，但是并不意味着新人就没有我播得好。毕竟中央电视台不可能选择一个很糟的主持人来接替我。
赵忠祥（7）
我已经播了将近30年，实际上我也没有做得尽善尽美，只不过大家听习惯了。所以我很感激大家，能为大家服务，我也很乐意。
田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赵老师很幸福！您拥有这么多喜欢您的节目、喜欢您的声音，甚至依赖您的声音的观众。您真是很幸福！
1980年12月31日，《动物世界》开播了。时至今日，这档家喻户晓的节目已经陪伴中国的老百姓们走过了28个年头，对许多70后、80后的人来说，几乎伴随着他们一起成长，为提高人们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作出了贡献。
赵忠祥：这个节目让我们更加了解大千世界，让我们知道人类还有这么多的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园里，我们应该爱惜它们。怎么爱惜？不要把它逮过来关到笼子里供我们欣赏，而是让它们在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生态环境里面，自由自在地生存、繁衍、发展！
田歌：现在回想一下，应该是《动物世界》最早告诉我们，动物和人类对地球拥有同等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它们！我们应该热爱它们！我们应该保护它们！当时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看，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保护动物的意识？
赵忠祥：那不可能。就全世界来讲，60年代对环境的认知，只能说是一个觉醒。那时候美国出了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后来，这本书对他们的一位副总统戈尔有很大的影响，他现在就是一个环保人士。“寂静的春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春天到来了，却听不到鸟叫，因为很多鸟由于吃了沾有农药的农作物而死亡了。这才让我们意识到：环境恶化了。到了70年代，人们进一步觉醒，但是大家仍然没有认识到环境保护有多么重要。我记得曲格平同志——中国环保第一人，也是我们老环保局长——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1972年，周恩来总理召开中国第一届环保大会，很多参加会议的人以为就是打扫卫生。直到80年代才开始形成全世界环境科学的理念，90年代形成比较成熟的认识。现在呢，当然是越来越受重视了。
但是这个节目确实对普通人在保护动物、保护环境方面的意识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说我刚开始播的时候，接到南方的一位农民朋友给我的来信。他在信里对我的称呼已经很时尚了，是赵先生，而不是赵同志。
他说：“赵先生，你播的《动物世界》我看了，保护动物是外国有钱人干的事，跟我们不一样。我建议你在这个节目当中教我们养鸡、养鸭、喂猪……更实用。”
我当时真的很困惑。我不能说他的意见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又没有更高尚的理由去说服他。大约过了10年左右，一个在农村教学的老师半夜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学生搬家时捡了一只受伤的秃鹫，现在给调养好了，该把它往哪里送？”
我当时不信，一个农民怎么会认识秃鹫呢？
然而我们还是派了一个摄影小组去那学生家，真有一只非常美的小秃鹫！这位农民淳朴到什么程度，他跟村里所有的乡亲们说：“你们打了耗子给我们家送来，喂我们家这秃鹫，不要毒死的，要夹子夹的。”
没有耗子，他把他们家的鸡杀了给秃鹫吃。其实他们家并不富裕，自己都不吃肉。我们送秃鹫走的时候，他的太太是两行热泪啊！那只秃鹫好像有灵性一样，一直从车窗里看那家主人。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境外的一些媒体也来采访。从那时候，我才觉得我们国家环境保护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普通百姓的心里，才感到我们这份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赵忠祥（8）
赵忠祥不仅主持过益智节目、科教节目，还主持过综艺节目。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春节联欢晚会。他前前后后一共主持过16届。
田歌：可能只有赵老师一个人主持过16届。那么，从您多次参与、主持“春晚”的经历来说，对它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赵忠祥：我说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形式和内涵。大年三十晚上中国人是不串门的，是家庭聚会，是在一个非常温馨的气氛下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因此，我们一定要探寻出一种和中国的这种民俗相适应的晚会形式。场面不能无限制地扩大，节奏也不能无限制地加快，音响也不能无限制地鼓噪，灯光也不能无限制地闪烁……变成一种狂欢。我们中国的春节晚会不是巴西的狂欢节。比如说那首《难忘今宵》，虽然只是一首抒情的小歌，但是打动了所有的人，一直到现在成为一个保留曲。很多次我们都说要替换它，但是你再也做不出比它更好的歌了。
第二个元素就是互动。“春晚”它有两个字叫“联欢”。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就是一个茶座的形态，演员可以和现场观众在一起，甚至现场观众可以点歌。尽管电视机前的观众，不可能都把自己的意见体现在节目当中，但是他们会有一个认同感：觉得现场观众就是他们的代表。这样就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引起观众的共鸣。所以第一届“春晚”一下子就成功了。
田歌：就是说“春晚”应该离我们家庭更近一点，不要一味的豪华。赵老师都已经退休了，还在思考一些导演们应该思考的事。如果现在再请您出山，您去吗？
赵忠祥：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但是谁请我啊！到了我这个年龄段，可能和现在年轻人火一样的热情没法比了，因此我要是出现了，就会不协调。
田歌：赵老师，我真的觉得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特别谨慎：怎么措辞，怎么表达。我总觉得您身上有一些压力，特别怕别人抓住你的某一句话，特别怕别人觉得你自以为是。假如有人说：“你现在的态度和以前不再一样了！”您能够接受吗？有这样的变化吗？
赵忠祥：应该还没有吧。中国人民有尊老爱幼的传统，我和大家还是很亲切的。晚辈对我们也都很尊重，我们也很愿意关注晚辈。
赵忠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顶梁播音员和主持人。他多次随同党与国家领导人出国采访报道，先后采访过几十位国内外政要。在许多人的眼中，他似乎一直都是一帆风顺，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也有过“下岗”的经历。
赵忠祥：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闻播音员。但在1985年，我不播新闻了。那时候，中国第一次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