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很傲慢，到了30岁尚未成婚。她父母说：“就你这条件，还等什么呢？”
“我呀，等！一直等到有贤如梁伯鸾那样人，才嫁。”孟氏女公开了自己的理想，梁鸿一听，大合心志，就去求聘。孟氏女说：“不要什么聘礼，给身合体的布衣服、给双麻鞋就行，另外要有编筐织布的工具。”
很明显，她是要过自力更生的平淡日子的。
到了出嫁的那天，孟氏女却穿了一身非常不错的丝绸衣服。梁鸿以为她已失初志，七天也不搭理她。她就跪在床边请罪，说：“我羡慕先生你的义节，知道你曾拒绝数次提亲，我也是拒绝了数次提亲而等你这样的贤人呀！今天我有什么不对之处，请你指出，以便我改正。”
梁鸿说：“我所追求的，是能穿短衣而和我一起隐居深山的女人。现在你嫁过来后，穿着上好衣服，还搽粉画眉，与我的志向不一呀！”
“我是用这种办法测试一下你的志向，我当然也有归隐之志。”说完，即去更换旧日衣物。为纪念孟氏女的壮举，梁鸿还给她起了名字，叫孟光，字德曜。
一对不合时宜即不与当世合作的夫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如同回家一样奔入山中，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二人都是有文化的人，短不了共读一段《诗经》，也短不了弹琴唱和。然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忘记世事，开始了危险的旅行。
当他们东行到达汉刘第二帝国的首都洛阳时，被盛大的气派及繁忙的建设景象给震惊了。梁鸿就作了一首叫《五噫》的歌子，讽刺帝国为追求繁华与享乐而无节制使用民力：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
人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这首简短有力的歌子很快从民间传到宫中，传进了帝国第三代领导人刘炟的耳朵里。刘炟大怒，下令抓捕梁鸿。孰料，梁鸿夫妇已经溜得无影无踪。梁鸿改了名字，叫运期，名耀，字侯光。究竟此名字有何含义，外人无法推知。夫妇俩半旅行、半流亡式地到了齐鲁大地（今山东地界）。住烦了，又去吴地（今江苏、浙江地界）。
看来，名为隐士的梁鸿还忘不了对现实政治的“诽谤”，他出发去吴国之前，写了一首长诗，开头就显露出自己的社会批判锋芒，他说：辞别齐鲁旧邦，踏上征途，跋涉到那遥远的东南方去。心中有忧愁与哀伤，我的志向飘摇不定，忽升忽降。本想骑着飞奔的骏马，纵情天下，又担心引来俗世的毁谤。这个社会呀，让坏人来领导好人，读书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谄媚权势。我从来就没有可愧的行为，希望到异地见到尚贤的风俗。现在就以逍遥游的方式，来体验孔仲尼周游列国的滋味吧！
在梁鸿的自我想象中，作为一个世所不遇的大才，他是庄子与孔子的组合体。
以庄周的心态体验孔丘的流浪，真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奇想。但是，梁鸿在本质上还是一位坚定的反抗者，否则，他的文化生存就全然没了意义！
到了吴地，他投靠了地方富豪皋伯通，居住在皋伯通大院外面厢房里。他的生计并不靠皋伯通接济，而是出去打工，给人舂米。
这位来头奇特的打工者每次干活归来，孟光给他准备饭菜后，装到叫“案”的那种托盘之上，要将托盘举到齐眉之处，并不敢仰视他。这样的动作持之以恒，终为皋伯通察觉。“哇塞！哪有这么牛气的打工仔呀？”皋伯通由此判断该打工仔不是凡人，就恭敬地把他们夫妇接到大院里面去住了。梁鸿得到了一个稍好的居住环境，开始埋头著书，写了有十几篇。但其内容为何，后人无传。不久，他病死在了吴地，皋伯通佩服他是位不凡的人物，就把他埋在春秋时代吴国著名刺客要离墓边。孟光与孩子们则回到了扶风老家，至于孟氏如何度过余生，史无记载。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最终生死各居一方，也算是令人伤心的事情了。
“举案齐眉”的故事转化成了成语，并演变夫妻相敬的典范，然而，短短的《五噫》之歌却成了少数人心灵反抗史的一段难以舍去的历史奏鸣曲！
与梁鸿彻底飘游于体制外不同，稍晚的另一位反抗者却是位体制内人士。他叫杨伦，字仲理，陈留郡人。他的老师是在刘炟时代就已大名鼎鼎的丁鸿，丁鸿兼通《欧阳尚书》与《古文尚书》，杨伦学的是后者。
杨伦的反抗是纯体制内的，他与梁鸿对社会的制度性否定不同，他坚持反对腐败。因为腐败问题虽然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其实更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大问题，比方说《欧阳尚书》家学大师欧阳歙在身为太守之时，竟贪污了上千万的钱财。
他杨伦与欧阳歙及《欧阳尚书》也是能扯上关系的，因为他的老师丁鸿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而老师的老师即桓荣老先生也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到了他杨伦呢，他就兼学《古文尚书》，并终以此立业。
《古文尚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版本，当然把《欧阳尚书》包括在内，但毕竟已是与《欧阳尚书》大不相同的新学问。他是否以改立《古文尚书》为业来表示与有腐败嫌疑或气息的《欧阳尚书》划清界线，史无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反腐败的心态到了“发疯”的地步。
杨伦是位正直的学者，起初学成时，极力推辞公府征召，而是专心致志地教学生。他讲学，不在繁华都市，也不在秀丽山庄，而是选在大泽中。就是选在大泽中，仍然有千余弟子跟从，可见影响力非凡。后来，不得已应召，以博士身份给刘炟的儿子清河王刘庆（也是安帝刘祜的父亲）当师傅。就在他刚任清河王傅的这一年，延光四年（公元125年），32岁的刘祜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杨伦对刘祜的感情要比对自己服务的对象深得多，他扔下该干的差事，到洛阳去奔丧，并在宫殿外高声哀嚎。安帝的太太之一、阎太后得知杨伦“专擅去职”，大为恼怒，就下令给杨伦判刑即“坐抵罪”。很快，顺帝刘保登上皇位，借国家的丧后之喜，赦免杨伦的罪过，并让他在安帝的葬所恭陵守孝。守孝期满，升职为侍中。
从隐士到博士，从博士到王傅，再由王傅到罪犯，而后升职中为中央高级官员，对一个本来心理素质良好的学者来说，等于又增加了重要阅历。由此，对付一宗牵涉面极广的腐败案件的责任，非他杨伦莫属。当时没人愿去触动那件大案子，因为案主任嘉的关系网极为庞大，与百余位将相大臣“牵染”。不仅小小的县令任嘉手眼通天，而且借着这种能量，他“带病上岗”，由邵陵县令升职为武威太守。
杨伦决定拿掉贪贿千万、不降反升的任嘉，他很认真地写了一封告状信，信上说：
“臣下我学习《春秋》，知道诛恶及本的道理，也就是说诛本而后恶消。这好比人抖落裘服一样，要拽着领子抖，领子持得正，裘服上的毛就顺了。现在，任嘉这个人犯了重罪，不但没有受惩处，反而以不干净的身子去到大郡做太守。不通过他这个案件查处保举他升官的人，就无法杜绝高官在国家政治中的奸行。以往，国家杀了湖陆令张叠、萧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几个大贪官，但为什么豺狼般的贪官于今不绝呢？就是没追究保举人的责任的原因！
“历史上，齐桓公是位霸主，他的国内政治作为就是：杀了五个奸臣，而且追究保举他们的人的责任。如此，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就不非议朝政了。现在绝不能当断不断，继续纵容犯罪。凡是圣明的君主，听到仆役童子及一般妇女的进言，都把他们当作加给泰山的微尘，当作集于淮海的雾气，这微尘、这雾气虽然未必有益于泰山之势、淮海之气，但总是没有害处的。皇帝呀，您好好想想吧！”
顺帝看罢告状信倒没说什么，反而是朝中大臣们大为不快，因为如果查处任嘉的案件或许会涉及自己的利益，至少也会得罪一批人，所以就指责杨伦言辞不逊即不知道尊重皇帝。紧接着又有朝中的低级官员说，杨伦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以求正直名声。最后，罪名归结到对皇帝的不尊敬方面上来，杨伦被第二次判刑，不过判得比较轻，“结鬼薪”即给公家砍柴顶抵罪行。
腐败集团还是比较客气的，要在“不敬”二字前头给加个“大”字，非要了杨伦的命不可。皇帝知道杨伦是“好心办错事”才被判刑，可他也没办法，就从中抹稀泥，下诏免予刑事处罚，送归老家种地。
反腐败的壮举虽然折戟沉沙，但通过这次行动却再一次证明了学者群体中极少数精英的价值。
反抗，在体制内反抗，也成了杨伦的价值尺度。在家闲居了不几年，汉刘第二帝国迎来了梁氏外戚专政的时代，杨伦被征为太中大夫，转而为大将军梁商的长史。长史是负责日常事务处理的最重要助手，但由于他不是事事服从主人且多对主人有批评，被开革出朝，到常山王那里去当师傅。
杨伦坚决不服从任命，说自己有病在身，无法上任。抗拒朝命当然是对皇帝不敬，又有人捣鼓着要给他判刑。这回杨伦豁出去了，给皇帝写了一封口气强硬的短函：“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强于三军，固敢有辞。”
皇帝读信后十分气愤，就下诏训斥他：“（杨）伦出幽升高，宠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从，苟肆狷志。”于是，杨伦再遭逮捕并交由国家最高法官即廷尉审理。后来，皇帝也觉得没趣，就再次下诏免罪。杨伦这次回了家，说什么也不出仕了，“闭门讲授，自绝人事”。
再听到公车到来的消息，他扔下学生，就从后门溜走，像做了贼似的。看来，他的体制内反抗已经转换成了体制外不合作。
在不合作的心态支持下，杨老先生走完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