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奏鸣曲！
与梁鸿彻底飘游于体制外不同，稍晚的另一位反抗者却是位体制内人士。他叫杨伦，字仲理，陈留郡人。他的老师是在刘炟时代就已大名鼎鼎的丁鸿，丁鸿兼通《欧阳尚书》与《古文尚书》，杨伦学的是后者。
杨伦的反抗是纯体制内的，他与梁鸿对社会的制度性否定不同，他坚持反对腐败。因为腐败问题虽然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其实更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大问题，比方说《欧阳尚书》家学大师欧阳歙在身为太守之时，竟贪污了上千万的钱财。
他杨伦与欧阳歙及《欧阳尚书》也是能扯上关系的，因为他的老师丁鸿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而老师的老师即桓荣老先生也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到了他杨伦呢，他就兼学《古文尚书》，并终以此立业。
《古文尚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版本，当然把《欧阳尚书》包括在内，但毕竟已是与《欧阳尚书》大不相同的新学问。他是否以改立《古文尚书》为业来表示与有腐败嫌疑或气息的《欧阳尚书》划清界线，史无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反腐败的心态到了“发疯”的地步。
杨伦是位正直的学者，起初学成时，极力推辞公府征召，而是专心致志地教学生。他讲学，不在繁华都市，也不在秀丽山庄，而是选在大泽中。就是选在大泽中，仍然有千余弟子跟从，可见影响力非凡。后来，不得已应召，以博士身份给刘炟的儿子清河王刘庆（也是安帝刘祜的父亲）当师傅。就在他刚任清河王傅的这一年，延光四年（公元125年），32岁的刘祜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杨伦对刘祜的感情要比对自己服务的对象深得多，他扔下该干的差事，到洛阳去奔丧，并在宫殿外高声哀嚎。安帝的太太之一、阎太后得知杨伦“专擅去职”，大为恼怒，就下令给杨伦判刑即“坐抵罪”。很快，顺帝刘保登上皇位，借国家的丧后之喜，赦免杨伦的罪过，并让他在安帝的葬所恭陵守孝。守孝期满，升职为侍中。
从隐士到博士，从博士到王傅，再由王傅到罪犯，而后升职中为中央高级官员，对一个本来心理素质良好的学者来说，等于又增加了重要阅历。由此，对付一宗牵涉面极广的腐败案件的责任，非他杨伦莫属。当时没人愿去触动那件大案子，因为案主任嘉的关系网极为庞大，与百余位将相大臣“牵染”。不仅小小的县令任嘉手眼通天，而且借着这种能量，他“带病上岗”，由邵陵县令升职为武威太守。
杨伦决定拿掉贪贿千万、不降反升的任嘉，他很认真地写了一封告状信，信上说：
“臣下我学习《春秋》，知道诛恶及本的道理，也就是说诛本而后恶消。这好比人抖落裘服一样，要拽着领子抖，领子持得正，裘服上的毛就顺了。现在，任嘉这个人犯了重罪，不但没有受惩处，反而以不干净的身子去到大郡做太守。不通过他这个案件查处保举他升官的人，就无法杜绝高官在国家政治中的奸行。以往，国家杀了湖陆令张叠、萧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几个大贪官，但为什么豺狼般的贪官于今不绝呢？就是没追究保举人的责任的原因！
“历史上，齐桓公是位霸主，他的国内政治作为就是：杀了五个奸臣，而且追究保举他们的人的责任。如此，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就不非议朝政了。现在绝不能当断不断，继续纵容犯罪。凡是圣明的君主，听到仆役童子及一般妇女的进言，都把他们当作加给泰山的微尘，当作集于淮海的雾气，这微尘、这雾气虽然未必有益于泰山之势、淮海之气，但总是没有害处的。皇帝呀，您好好想想吧！”
顺帝看罢告状信倒没说什么，反而是朝中大臣们大为不快，因为如果查处任嘉的案件或许会涉及自己的利益，至少也会得罪一批人，所以就指责杨伦言辞不逊即不知道尊重皇帝。紧接着又有朝中的低级官员说，杨伦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非法获取国家枚何娜送馄莼鹿俚娜嵌氛旱队氡省∽髡撸呼胙宄�
自序 由司马光东汉风俗论说起
众所周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国史上品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成书晚于《三国志》），此为“前四史”。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国史作品非《资治通鉴》莫属。
通鉴作为中国编年史巨著，其用笔精当、品评得体，时至今日亦无出其右者。这并不是厚古薄今之论，因通鉴在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为“资治”之用，即为皇帝治理国家而将此前的历史事件按序写清，其必以简而不陋、当而不杂为不易的标准。主编者司马光的学识也为一代之冠，学风扎实且寄托深远。
对于东汉这段历史，司马光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而他的“东汉风俗论”也成为史评绝品。在《资治通鉴？汉纪》最后，他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若有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面对国家政治的败坏，知识分子们不甘随波逐流，乃奋起抗争，在政治高层有杨震、李固、陈蕃等人“用公义扶其危”，在民间有以范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立私论救其败”。这些人特受司马光之尊重，在通鉴“东汉风俗论”中他继续写道：“至有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
司马光坚决认为，这些人的道德抗争是东汉初三朝道德教化的远期收益。为了说明东汉风俗也即知识分子主流意识的道德性，司马光还举了曹操不敢明确代汉的事例，加以说明，他写道：“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从一个侧面讲，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甚至可以说范晔的《后汉书》就是一部东汉知识分子的道德抗争史。
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实不如汉，因为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生产基本流水线化，其道德担当大大减低。所以，有近代史学家如夏曾佑称科举开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无耻时代”。即便是两汉之间，东汉亦胜于西汉。比较王莽与曹操两个篡权者的操作方式便可明了：西汉末王莽之篡，有四十多万知识分子为其歌功颂德，称为文人之耻；东汉末，曹操虽极力拉拢士人，称为唯才是举，但如司马光之论，“犹畏名义”。
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代，彰显其品质的是道德败坏集团的无耻行径。东汉继西汉有外戚之弊，而无以革除，知识分子们就以捍卫皇权即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以丁鸿与袁安对东汉最盛外戚窦氏家族及其政治小集团（称为“窦党”或“窦家党”）的反击为始，直到梁冀集团的覆亡。
宦官作为一个特别针对外戚集团的特定阶层，他们在以“身份关系”分享皇权之时，一直是外戚的竞争对手。因此，在除掉窦家党方面起主要作用即实际发动政变的则是宦官集团。宦官把持朝政，根本不可能注重政治道德的重建与维护，相反，他们皆以败坏吏治、毒化社会风尚为能事，所以文人集团要把原来反对外戚的力量，投放到反对宦官集团上面来。桓灵二帝时代，著名的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与宦官集团斗争失败的结果。
同时呢，在针对宦官的斗争中，知识分子集团又与外戚结成同盟，使原来的三角斗争转化成了“两大阵营”的冲突。
夏曾佑先生在其民国时代成书的《中国古代史》（上）一书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论述东汉的宦官外戚冲突，其曰：“前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结；而后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诛。相结之极，王氏盗汉；相诛之极，天下土崩。”这种斗争的结果大大影响了中国以后的政治文化，“二千载以还，遂与中国相终始”。换言之，以皇权（及其变种）为表现的集权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层权力内斗中去。
用比较流行的现代政治观点来论，这该叫非民主政治的成本。
夏老先生仍以史为据，评论道：“读史者每叹古人之愚，然平心论之，殆非愚也。此盖出于家天下之极端。人主一家之安危，与天下之利害相连，而每遇皇家变动之时，外廷尚不及知，仓猝之间，其权必归于外戚、宦官之争，而影响遂及天下焉。而天下者，亦动于不得不然矣。后汉二百年之史，即外戚宦官冲突之史也。”
我同意夏老先生的分析，在综合司马光“东汉风俗论”的基础上，试以揭示力量上“弱势群体”、道德上“强势样本”的文人集团的政治作为切入点，来重新展现相对遥远的东汉历史的一个真实的侧面。在这个时代里，力量强势的刀与道德强势的笔，各自挥舞，鲜红的血混溶了浓黑的墨，写就了一部棕色的权力与精神对决的历史。
本书在写作技巧上，沿袭作者较为成功的通俗历史著作《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僚？草民政治博弈真相》的“基本模式”，写为3编、9章、27节之状，便于读者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框架。
为了使这段始于1世纪20年代、终于3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不致因作者的“模式化写作”而过分简化，作者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量的历史故事，以尽量洗练的文笔表达出来。如此，除了补缀本书的主体之外，还有益于读者丰富见识，即把这些小故事比照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换言之，历史小故事往往能提供人生大道理。在另一方面，这些小故事在本书整体设计上，也有“大注释”的意义，即在正文小注之外，给主体叙述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有些效果明显者，一为东汉制度之记，如官秩（什么叫二千石以与“比二千石”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