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电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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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电影梦-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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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我说:“开餐馆跟家里烧饭不一样。”饭后,我躲到房里给台湾《中国时报》写影评与报道,当时在美洲《时报周刊》工作的好友冯光远邀我写稿并提供资料,等于是接济我。写了两个月,差点要疯掉,只得停笔。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化子都还有三年好运!每个人都有他的时运,份大份小,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当时老觉得自己像是京剧中潦倒时困在小客栈里被迫卖马的秦琼,有志不得伸,“店东主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因为过去六年都是走霉运。 所以“中影”的事情一来,又是华语片老头子的戏,我也不想拍。因为《推手》的剧本是为了拿奖金,原本不是为了拍片而写的,《喜宴》却是,但我对《喜宴》已经不抱希望。因为当时在海内外都筹不到资金,这个题材对那时的台湾来说比较敏感,对海外来说又太中国。就因为钱没有着落,《喜宴》被卡在那儿动弹不得。当时绝大部分的台湾电影只限于本地市场,海外市场及资金根本没个影儿,台湾电影在海外的上映渠道除了中国城的戏院,就是“新闻局”印制十六毫米拷贝“宣慰”海外华人。不像现在,华语片能卖世界版权。就算本地不拍,海外也能筹集到资金。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太太的支持
惠嘉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当然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时双方家里也会变相接济一下。我一直不想让父母操心,我们家从来不谈钱的,但爸妈也会寄钱来给我们救急。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时,前去世界青少棒冠军赛为台湾“荣工队”当啦啦队加油时认识的。1978年8月3日,我至香槟城伊大报到,不久就和一群留学生开车到芝加哥附近的盖瑞城去看青少棒冠军赛,那年荣工队获胜,我们同车比邻而坐,因而认识。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五周年纪念日结婚。在纽约市政府公证。婚礼派对还蛮特别的,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不过一想起拍《喜宴》时,我给戏里的新娘挑礼服、化妆打扮,我太太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心里就有着罪恶感。
  林惠嘉是她家最杰出的孩子,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我们结婚时,岳父和她二姐来,她二姐从圣荷西自家花园里摘了两朵巨大的新鲜玫瑰,还绑上松枝及别针,好让我们这对新人当胸花,没想到这个妹子一看那么大朵花:“要我戴树啊!”当场发飙不肯戴,还是伴娘罗曼菲机灵,正当大家乱成一团时,她跑到楼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气的小花,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
  好友王献篪穿条短裤,开我们的车子送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注册结婚,因为路不远,其他宾客则步行前往。没想到王献篪走错车道,一下就弯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当时正逢交通堵塞,结果我们绕了一大圈,等我们到达时,他们早在半小时前就到达会场了。王献篪去停车,久等不来,负责照相的冯光远外出打电话询问,来回不到两分钟,他回来时,我和惠嘉已经彼此互道“I do”行礼完毕,结婚照也没照到,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过了。有一年,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无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顿时惊呼:“啊﹗那年你居然敢结婚,也不翻翻黄历跟八字对一下,你那年结婚一定搞得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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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1984年5月,我还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大儿子阿猫诞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经生产,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感到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来到医院,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本来我们说好,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大约是预产的前一周,我回伊利诺伊来照顾她,结果她也没告诉我。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挤孩子出生时,我去拉她的手,她还把我挡开,让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辉谘桑惶谜展俗约汉捅鹑耍惶郧楦罩弊ㄗⅰ⒍懒⒋厦鳎退У奈⑸锟蒲Ю硇灾写改宓男灾屎芟瘛?/p》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当我低潮时,太太比较主动,是我迁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时,有时她要迁就我的行程。
  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较痛快,从前她工作忙,我依赖她;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搅了她的工作。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推手》: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
1991年4月10日,《推手》开拍。二十四天的拍摄期,一晃眼就过去了。以前拍学生片,单纯地只想把手上的剧本给拍出来。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那时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拿个木盒给我坐,飘飘然蛮过瘾的。
  拍《推手》我是一毛钱都没赚到。“中影”给我的一整笔钱都用到影片里了。主景是纽约北Riverdale(河谷)区一栋灰木两层洋房,这是栋法拍屋,家徒四壁。美术设计远从曼哈顿的救世军搬来家具,布置之后,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样,除了情商画家好友贡献两三幅作品充充场面外,再和制片商量补救,追加预算仍不够,只得从自个儿家里搬来大半的家具——结婚时的对联、锅碗瓢盆什么的,结果都在男主角砸厨房的那场戏里给毁了。后制时徐立功来纽约看###,到我家吃饭时,还奇怪我家怎么穷得连张餐桌都没有,我这才告诉他:“你没看到《推手》里那张被砸烂的餐桌?”
  拍《推手》时,我第一次领会到,职业演员原来是这么回事,是王莱阿姨让我开窍的。
  刚开始拍时,我不太敢要求郎叔、王莱阿姨,因为他们是老前辈,就随他们发挥。结果拍了几天,发现王莱好像不太高兴。
  有一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跟王莱阿姨说我想要怎么样的感觉和表情,发现她反而高兴,觉得我有管她。我这才恍然大悟,演员是这样的,以后就懂得多跟她要求一些。
  剧中杰米一角很难找,既要长得像混血儿,又要能讲中、英文,拍片时又得妈妈跟班,还得花一个月来演。没办法,只好央求大儿子李涵(阿猫)上场。那时候阿猫才六岁,眼睛很大,皮肤白,头发化妆上发油后黄黄的,可以冒充混血儿。
  儿子煞有介事地说:“我考虑一下!”
  我跟儿子说:“你帮帮爸爸的忙,要不然爸爸垮了,我们就得住到街上去!”他就怕了,说:“好啦,我帮你。”结果省了一个童星的麻烦。
   。。

《喜宴》:赵文瑄毛遂自荐
说起《喜宴》的选角过程,也是一番周折。先前看过一些女星,后来徐立功建议金素梅,他说:“她很有希望,还没有电视剧太油的味道。”但我得看看,当时她正在台南新营拍摄电视连续剧《爱》,我就借了徐立功的车南下,到她住的旅馆去看她。旅馆黑黑小小的,在车站附近。当时只见一个黑影从里面走出来,还没见着脸,就觉得体形不错,很直、很冲,有股气,感觉蛮好的。谈过之后,就选定了她。但我觉得她还有待琢磨,演出前到纽约来,我曾在她脚上绑了铅块训练她走路的分量。记得金素梅正在屋内练习时,郎叔到纽约,进门只看了一眼就说:“飘啊!?”老经验就是不同。以前我常会想些笨方法来训练折腾演员,那时我的想法是“量变造成质变”。
  郎雄顺理成章再演父亲。归亚蕾则是徐立功推荐的,她的戏是没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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