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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67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5）
1943年3月，延安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掀起下乡运动。此前，一些作家已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群众，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1943年2月，文化界二百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古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他的木刻拿到大后方展出，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轰动。
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尤以陈云同志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作党员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同志指出：绝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而应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
这次动员会后，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号召，并很快见诸行动。延安各剧团也几乎全部下乡巡回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的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广阔的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毛主席以欣喜的心情注视着作家们在新的创作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
1944年初，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观看后很快写信向他们“致谢”，如大家所知道的，赞扬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把这一工作同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的工作相提并论，说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同年6月，丁玲、欧阳山尊在参加边区合作会议后，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主席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尊。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毛主席不止一次表扬丁玲，说她下乡，到群众中去，写出了好的文章和小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主席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发生了很大影响。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发表讲话的消息。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4月，林伯渠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奉命随同前往，作大后方文艺调查工作，并负责向那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介绍座谈会和整风情况。他们遵照恩来同志的安排，到重庆后首先找到郭沫若同志作了详细介绍，然后由郭出面召集座谈会，介绍和学习《讲话》内容。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发表文章或谈话，畅叙体会，表示共鸣。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夏衍对延安的秧歌剧十分赞赏，他认为三十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
《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有了《讲话》的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国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
《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是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比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是普遍的原则。但具体到一个专门家来说，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当时毛主席要求专门家去注意“群众的墙报”、“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和“小剧团”、“群众的歌唱”、“群众的美术”，要像“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一样（按：这一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删掉了），帮助与指导普及工作者，并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吸收群众的营养，来充实丰富自己。这种要求，在当时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下，为了纠正文艺家们一个时期内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是有其合理性、必要性的；但这种要求从来没有贯彻过，也不可能做到。如果文艺家们都这样去做，就无法从事自己的创作了。艾青同志可以写出《秧歌剧的形式》的文章，但他不可能具体地去修改民间秧歌剧。再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这是普遍的规律，但要求每个作家都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也是不可能的。1944年春，毛主席提出“要搞七千知识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个延大、整个行政学院解散下乡”，搞“放假旅行，真正学习本领”。这当然更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权宜之计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三部分第68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1）
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主席倡导成立高级组和中级组，花了很大精力领导全党的高、中级干部集中学习六大以来的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同时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性的整风学习运动，来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后来，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后编出，特别是通过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地检讨了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党中央认为，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经过两年多的整风学习，再回头来看1941年秋起草《历史草案》，它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然需要充实和修正。例如它对四中全会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了解还不完整，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反映了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
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是《历史草案》可作基础，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可以吸收；二是毛主席1944年3月5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