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讲了！讲什么？我们人给他们杀了！房子给他们烧了！东西给他们抢了，我们还有什么？……苦了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不要他们赔偿损失？我们就这么贱？！我们三代四个人就住在这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
她没有得到过父爱，她苦了五十年，她在倾倒心中的苦水！
日本宫崎县沼田昌美：
人类侵害人类最大的罪过就是战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为什么非要用战争来凝视着死亡？到底是什么把人类变到这样地步？我坦白地说，尽管同样是日本人，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不能叫做人，那只是在战争中活着的动物。一九三七年并不那么久远，为什么会发生那样重大的事件呢？但事实就是事实，无论如何谢罪，历史永远要冷静地正视这件事情。
失去了妻子的薛世金（中国南京）：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到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当学徒。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已满师了，结婚才几个月。我老婆叫潘秀英，十七岁，圆圆的脸，大眼睛，个子高高的，不太胖，人雪白干净，蛮漂亮的，她老子是和记洋行看大门的。
我叫师傅一起躲到难民区去，他近六十岁了。他说：“我见过的事情多了，日本人不会杀老百姓的。”我带着母亲和老婆从武学园家里到了难民区，一看人很多，我想，我们家门口有躲日本飞机的防空洞。能躲飞机的洞，难道躲不了日本兵？我说：“这不受罪吗？回家吧！”
我把母亲和老婆在地洞里安顿好，就到厂里去看师傅。师傅被日本人打了七枪，死了。我们几个徒弟把他埋在中华门外。我刚到家，与秀英没有说几句话，日本兵叽哩哇啦的来了，我连忙叫她和母亲钻进地洞。我在上面又盖了一些杂草，再躲进后院的小屋角落里。
日本兵一进来到处翻腾。他们用刺刀挑开杂草后发现了地洞，就又是叫喊又是开枪，逼洞里人出来。我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日本兵举起东洋刀，一刀把我母亲的头砍下了。秀英一见婆婆这个光景，吓得哆哆嗦嗦，日本兵吼着催她爬上来，她胆颤心惊地一出洞里，日本兵也是一刀。这一刀砍在脖子左边，她当时流着血昏倒在地上了。
日本兵一走，我急忙跑到前院，只见六十三岁的老母亲身子在门口，头滚出一丈多远！秀英也倒在门口，她的短发和士林蓝褂子上都是血。我抱着她叫她喊她，她醒来就喊我：“世金，世金，我不行了。”
我连忙把她抱到房里，她用手捂着脖子喊疼。我先出去把母亲的头捧回来放在蒲包里。又请邻居和师弟金子成帮忙，把秀英抬到鼓楼医院。
我急忙回家准备收殓母亲，不料半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用棍子捣我，叫我在前面走，一直走到水西门的一家当铺里，里面关了一百多人，关了两三天，叫我们往芜湖抬东西，叫我拉黄包车。过了八天才放回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秀英，秀英不会讲话了，大眼睛里亮晶晶的，含着泪水，直盯盯地看着我。她流产了，她有三个月的身孕。医生端着盆子给我看肉滚滚又血淋淋的我们的孩子，我痛心得呜呜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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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对话（3）
我的母亲是带血掩埋的。血海深仇！过了几天，秀英也死了，日本兵的这一刀砍了她左边半个脖子，刀锋割到她的喉咙口！
我跑回空荡荡的家里哭了一整天。我的娘啊！我的秀英啊！
日本爱媛县宫崎修至：
我是人，就要想事。但是如果想杀人的事那就不是人。我有一点力气，但如果用这点力气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宁愿不要力气。我不能允许用智慧和力量去残害人的身心。真是可悲啊，我们就是在南京挥舞军刀实施暴力的日本人的子孙，决不能忘记！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祈祷，不要这种智慧和力量。
祈祷亡灵们冥福！祈祷没有一切战争！
阿弥陀佛！
失去了父母的姜根福（中国南京）：
你来了三趟了？我在船上上班。来采访我的人很多，我是苦出身，我一家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书，大小九个人只剩下我们弟兄两个，两个孤儿！
从日本兵来讲起，好不好？我父亲徐长福是给马福记元大公司的小火轮拖船的。我母亲是摆跳板的，就是给岸上的人来河里淘米洗菜铺一块跳板，给一个铜板一把米，这行当现在没有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吧。我兄弟姐妹有七个，大姐姐早给了人家，一家还有八个，天天吃豆腐渣、米糠、大麦面、菜皮子，包谷面算是好的了。
日本人进了南京，我们一家上了自己的一条破小划子，下关乱，就顺着惠民河往上到水西门、三汊河方向去。到了石梁柱，划子漏水了，头、尾和中舱都漏，二姐三姐拼命刮水，刮的没得漏的快，父亲说“不行了”。他赶紧把我们一个一个抱上了岸，只抢出来一条破被子，小划子就沉了。
天黑了，父母带着我们摸到一个村庄，有七八户人家，人一个也没有，都躲日本人跑了，我们不敢住。又走到一个村庄，有十多户人家，全是空房，也都跑了。父亲带我们到江滩边的芦柴窝内躲起来。父亲带二姐三姐在一处，母亲带我们弟兄四个在一处，相隔几十公尺。那时，小弟弟才几个月，母亲没有奶水，他饿得直哭。那天夜里，圩堤上过日本兵，圩堤高，我们在堤下洼地里。日本兵手电到处照，照到我们了。十几个人下来了，好几个鬼子拉着我母亲要污辱她，我母亲死死抱着小弟弟挣扎。一个日本兵从我母亲怀里夺过小弟弟，活活地摔死了，母亲扑上去抱起来，日本兵打了两枪。我母亲和小弟弟都死了。
我们不敢哭，父亲也不敢过来，直到日本兵走了蛮长时间，天快亮了，父亲和姐姐才过来，全家都哭了。父亲去村子里找几块板钉棺材了，我们看着母亲，她很瘦，尖下巴，梳一个巴巴头，穿黑棉袄，棉袄的大襟、肩头和两肘有四块补丁。大襟上都是粘糊糊的血。父亲把母亲和小弟弟装进一个门板钉成的木盒子，木盒子放在圩堤上。父亲带着我们仍然躲在芦柴窝里。过了两天的下午，日本人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他们看见了我父亲，就抓着他走了，叫他扛东西，一走没有音讯。
二姐带我们了，还有一点小划子里带来的豆腐渣吃。又过了两天，中午的时候，二姐正想给我们搞饭吃，圩堤上又来了日本兵。我们都不敢吭气。可日本人看见我们了，二姐往塘边跑，好几个日本人撵，撵到现在河运学校那个地方被抓住了。二姐那年十三岁，日本人扒她的衣服要污辱，二姐死活不干，还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子。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兵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劈成两半！我们在芦柴窝里看到的。日本兵走后，我们跑过去看二姐，她躺在堤上，身上穿着破得不得了的一件黑底小暗花棉衣，是人家给我们的。二姐对我很好，她去帮人家剥蚕豆，一天挣几个铜板，回来总要买一个烧饼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分分吃。现在她只有半边脸了，短头发只有半边了，半个头在圩堤下边！
十一岁的三姐说：“不要哭了，鬼子还要来，我们走吧。”在芦柴窝里又过了一夜。我们饿得哭，三姐哄我们：“别哭，日本人来了要打死的。”天亮了，她背上背着三岁的小弟弟，一手搀我，一手搀着五弟往三汊河走去。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东西吃，我们都哇哇哭。三姐也哭，她拿了个和面的瓦盆到塘里舀来了一盆水给我们喝。水通红的，是血水，塘里有好多尸体，不能喝，三姐倒了，又跑到石梁柱的一个塘里舀了一盆来哄我们喝，这盆水血少一些，我们饿得慌，一人一次喝几口，转了几次喝光了，我们又冷又累，睡不着就哭，哭着睡着了，醒来再哭，一夜真抵几年过！
心的对话（4）
后来三姐在渡口对过的一间空屋里找到了一缸咸菜，我们姐弟四人靠嚼咸菜和喝水活了一段时间。咸菜吃了嘴发干，肚子胀，又烧心，喝了水也难受，难受也没有办法！
后来市面上稍稍安定了一些。有一天，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打着膏药旗从圩堤上走过，听到我们的哭声，就走下堤来问：
“小孩，你家大人呢？”
“我爸给日本人抓差抓走了，我们等着他回来。”三姐说。
老和尚又问：“你们妈妈呢？”
三姐用手指了指圩堤上的木盒子：“妈妈和弟弟都给日本人打死了。”
老和尚很胖，穿灰色的和尚衣，他叫我们跟他走，有吃有穿。三姐背着六弟，一手拉我，一手拉弟弟，跟着和尚过了三汊河的船桥，到了三汊路口的一间茶馆里，出来一个蛮富态的陌生人，他与和尚说了几句，到我们面前转了几下，一下子拉断了姐姐背上捆弟弟的带子，把小弟弟抢走了。
我们哭着要弟弟，三岁的弟弟后脑上留一个鸭尾巴，他哭着叫：“我不跟他去，姐姐你快来！”
老和尚说：“跟他去，你们弟弟不会饿死了！”
后来三姐也被一个陌生人抢走了。老和尚把我和弟弟带到三汊河的放生寺里。这里收的都是父母被日本人杀死的孤儿，很多。叫我们念经，一天两餐面糊子，夜里用草包垫在大殿上睡觉。后来一家姓陈的收我们兄弟俩当他的养子，养了几个月他娶了小老婆，大老婆给人家做佣人去了。我和弟弟就流浪要饭，捡煤渣，给狗咬，给日本鬼子打，寒夜里抱着烧饼炉子，冻得汗毛孔都出血，脚烂得露出了骨头！
我们差一点没有命了。有一天早上，一个叫鲁法兴的码头工人看我们在地上爬，觉得我们可怜，买了两个烧饼给我们一人一个吃。过了两天，他对住在河边的杨国贞和姜树文说：“你们没有小孩，车站有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去领回来吧。”
杨国贞把我弟弟背回来了，我五弟改姓杨。姜树文成了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