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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一副紫色珐琅架眼镜，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的严开运，现已年逾古稀，但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的大败退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他带领队伍撤退时天已经黑了，从太平门、和平门往下关的城墙边跑，路上不断出现“小心地雷”的白色标记。小炮连又有骡马又有炮，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四个小时，到下关的时候，已是十三日凌晨了。
码头上乱成一锅粥。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等待过江，可眼前没有一条船，连一块木板都难找。有些士兵竟狠砍趸船上的铁链，妄想用浮码头渡过长江！严开运一见这种混乱场面，立即命令把炮推入江中。一听说沉炮，士兵们流下眼泪。这些德国造的苏罗通小炮，曾伴随他们激战沪淞、保卫南京。严开运对大家说：“事到如今，我们总不能把武器留给敌人！”
火炮推入长江后，骡马也让它们自由了。等到再集合起来时，人都挤散了，全连只剩下了三十多人。黄埔十期的毕业生严开运又急又气，只好带着这些散兵沿江而上。人越来越多，有军人，也有老百姓，照样是一片混乱。
赶到上新河时，天快亮了。前面响起枪声。退下来的人说：“到芜湖去的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了！”
“打！”有人愤怒地喊。一个军官大声疾呼：“弟兄们，拼啊！我们走投无路了！”“拼啊，不能当俘虏！”人群中又有人高呼。
混乱的队伍顿时像潮水般的向敌人涌去。小炮连的班长拔出手枪，炮兵们的步枪上了刺刀。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许多人倒下了！
江水滔滔（3）
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抓获了一个鬼子。押到后面来时，有用拳打的，有用脚踢的，有用刀戳的，还有用牙咬的。
严开运身边只有四个士兵了。他带着他们沿着江边的洼地运动，想在三汊河边设法过江。
洼地上，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军官，正一阵一阵地呻吟。见到有人过来，他一下拉住严开运的衣角，哀求道：“做做好事，补我一枪吧，免得活受罪。”一个叫戴勋的士兵举起手枪准备打，严开运狠狠地瞪了戴勋一眼，他欺骗伤员说：“后面有担架，你再等一等，我们要向前冲。”
三汊河的夹江边人也很多，能当做泅渡器材的东西早就没有了。后来一个背着步枪的士兵骑着一头水牛下了江，向前走了五六米，牛就回头了。士兵用树枝条狠劲地抽打，牛拱了几下，骑牛的士兵随着江水漂走了。严开运他们四个人找了四只粪桶，每人解下绑腿带，翻过来扎成了一个筏子。四个人抱着粪桶在江中沉浮。
忽然，由远而近响起了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几架敌机在江面上盘旋扫射，弹雨在四只粪桶周围溅起一串串的水花。正在这危急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划了一只小船从北岸过来，他把小炮连的四个官兵救出险境。严开运踏上江北的土地时，已是十三日的傍晚了。
像洼地里那位重伤的军官一样，三○六团团长邱维达在中华门城楼上负伤被抬到下关后，失去了生的信心和希望。他躺在担架上，吃力地对副官说：“把我抬到这里干什么？与其当敌人的俘虏，不如战死！”他把身边的钱都掏出来：“你们拿着走吧，路上好用，不要再管我了！”
副官和抬担架的士兵都不愿离开，有的说：“团长，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好吧，既然我们不能等死，那就想办法找东西过江吧。”邱维达说。
两组人各奔东西。在嘈杂的叫骂声和吵吵闹闹的喊声中，忽然江上传来一阵“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的呼喊声，邱维达精神一振，立即叫人去江边寻找。
声音是从煤炭港方向传来的。离岸二百米的地方有一艘小火轮，得知担架上躺着的就是邱团长，船上的一位副官说：“我是王师长派来接你的！”
原来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过江时，交通部长俞飞鹏问：“还有什么人没有过江？”王耀武说：“邱团长还在后面，负了重伤。”俞飞鹏把这艘船交给了王耀武。
船还没有靠岸，许多人都跳下江中朝船游去，有的人当即沉没了，有的人被江水冲走了，攀在船舷上的人差一点要把船弄翻。水手们不敢靠岸，只好用绳子系住邱维达的腰，把他拖上船。
邱维达又昏过去了，船上的一位军官拿出一瓶云南白药交给副官：“灌下去就会醒的。”
邱团长醒过来后，得知给白药的军官是总指挥部的高参，叫何无能。两人谈起了这场败仗：
“请问总指挥所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直联系不上？”
“坦率地说，唐总指挥负此重任，一点准备也没有，仓促上阵，连各部队的指挥系统和兵力驻地都搞不清。”
“你们总指挥部对守城部队下过几道命令，通报过几次情况？”
“这是参谋长的事，我不管这些。”
“开始喊‘誓与南京共存亡’，为什么现在命令撤退？”
“口号谁都会喊，要真正做到是难上加难的。”
“既然准备撤退，为什么不准备好过江的船只呢？”
“为船只的事开过一次会，有位军事家建议按孙子兵法说的办：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才能‘与南京共存亡’。所以唐司令长官下令：部队不准出城，南岸不许留船，说是为了守城胜利。这不，我们不是胜利了吗？胜利的败退！”
“谢谢何将军的指教，再见！”
汽笛呜呜地响了几声，船将靠岸，邱团长的伤口更痛了。
军刀出鞘
十三日一早，已经躲入安全区的汽车司机徐吉庆，听到外面轰隆隆的响声，便出门探出头来。一看，不得了！马路上坦克车一辆接着一辆，骑着大洋马的日本兵手里举着血淋淋的长刀，端着枪的鬼子正在砸门，门上用粉笔写着：“××部队”“×××部队”。
正当他惊恐地看着这一切的时候，叭叭两枪，华侨招待所门口的###人倒下了，徐吉庆连忙缩回脑袋。
刘修荣不敢出来，他听到外面打枪，就用被子蒙着头蜷曲在床上，他才十六岁，他怕。
门被砸开了。几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端着雪亮的刺刀就往被窝里戳。刘修荣肚子上被刺了两刀，疼得哇哇地叫。哥哥听到弟弟的哭叫声，跑过来用身体挡住弟弟，三四把刺刀刺过来，还打了一枪，哥哥死了。
面对着明晃晃的刺刀，四十五岁的韩老六吓坏了。房东张老板的两个儿子都被砍掉了头，刚刚结婚的二十岁的儿子小斌被刺得哇哇直叫。韩老六发疯似的冲过去想救儿子，几个凶恶的日军在小斌的肚子上捅了三刀，又把韩老六扔进了水井，还砸下去两块大石头！
十二月十三日，是日军进入南京扫荡战的第一天。城东和城北还响着零零落落的枪声，溃退的国民党守军有的还在抵抗。市区的马路上，败兵们丢下了许多军服、枪支、背包、刺刀和火炮。太阳旗已在南京的城墙上飘扬，胜利了的皇军正在发扬它的武威，像追杀兔子一样追杀着中国人。
上午十一点，一队日军冲入了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瘦高个子的美籍教授费吴生和另外两个金发碧眼的外籍委员赶忙迎上去好言安慰，还小小地招待了一番。一出门，他们就变了脸。一伙中国难民一见日军就慌忙地奔跑。枪弹齐发，二十个无辜的中国人倒下了。五十岁的社会学博士贝德士惊愕地责问杀人者，日军的回答是“因为他们跑。”
其实，跑与不跑都是一样结果。躲在永清寺石榴园中的一群难民，一动不动地被杀死了四十六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五百多名中国官兵押到司法院后，被机枪扫射和烈火烧死。被绳子捆绑着的难民要跑也跑不掉，等着他们的是被杀戮的命运。十二月十三日那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参刘柔远在去难民区躲避的路上，见到了一千多人被日军看押着，臂膀与臂膀都用绳索缚在一起，有西装笔挺的，有长衫拖地的，有光头赤脚的，有穿衣戴帽的，也有的是十三四岁的童子。
突然，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了，子弹打着人的身体，立刻着起火来，遇难者在地上翻滚呼号。
还有更残暴的事情。长江边的棉花堤旁，日军的一个伍长和一匹军马在激战中被中国军队打死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鬼子从地洞里拉出十三个老百姓跪在墓前，用东洋刀一刀一个地砍下十三颗血淋淋的头颅，并摆在木板制作的墓碑前面。头颅旁搁着两束黄色的野菊花。这是我去棉花堤采访时，目击者钟诗来提供的。
从这天起，南京没有了光明。下关电厂的工人们都躲起来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助理福田和马浏虽然在使馆的屋顶上升起了一轮旭日旗，但晚上只好在蜡烛光下欢庆他们的胜利。冈崎胜男大使和福井总领事打开了罐头和酒瓶盖，向原田熊吉、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举杯庆贺。
“今天，我的支队打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加上装甲车歼灭的以及各部队抓到的俘虏，共消灭了两万多敌军！”旅团长佐佐木说。
一阵哈哈的大笑声。
烛光像鬼火般的摇曳着。
这一天晚上，日本列岛也喝醉了酒。帝国陆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引起大和民族的狂欢，全国举行提灯游行。东京成千上万人涌向皇宫，高呼“万岁”。日本的夜空升起了一万个“太阳”。侵占是人心理上的一种欲望。
南京在“太阳”下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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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的将领们（1）
松江失守！昆山失守！上海失守！打了三个月的沪淞会战以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而告终。败下阵来的国军们四散逃命。被炮火和弹雨打得破破烂烂的青天白日旗，在寒风中悲泣，失了血的白太阳更加苍白了。散兵们蜂拥般地沿着沪宁线撤退、撤退，撤到了离上海六百里的当时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