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活命，金诵盘动摇了决心。他要汽车司机王万山带他去找“何子文”。
颐和路五号是一幢花园式的楼房。一按电铃，有人出来开门。进入客厅，侯视察不在。侯视察在前面珞珈路十九号的赵课长那里。
院子是相通的。公务员打开后门，他们走进去时，有个日本兵正在同赵课长和“何子文”谈话。金诵盘和王万山坐在一旁，静静地打量着这个穿过军装的侯视察。
送走了日本兵，侯视察才不好意思地叫了声：“处长。”
因为是赵课长的家，金诵盘不好多说，只是用严厉的眼神紧紧盯着他。他好像有许多话要说。王万山讲了请他买米的事情，他答应了。
走出门，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身边闪过去了。“这是谁？”处长问。
王万山上前几步去看了看：“好像是后方医院的尤院长。”
“叫他一下。”
“尤院长！”王万山不轻不重地叫了一声。
路上没有什么人。戴黑礼帽的人回过头来看了一下：“金处长。”
尤院长也住在颐和路，他请他们到家去坐。一进门，他就说：
“这地方不错吧，我和孙副会长住在一起。”
“哪个孙副会长？”
“孙淑荣。”
他领着他们进了自己的房间，两个妖艳的女人端上了茶水。房间很华丽，铺着猩红色的地毯，上面是北斗星座式的吊灯，席梦思床上盖着两条毛毯，大床边还架着一张小床。
“这里还有谁住？”处长问。
他红了脸。“朋友，两个女朋友。”尤院长说：“我现在叫洪少文，跟着孙淑荣在自治会做事，处长有什么吩咐，小弟一定尽力。”
他们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几天，尤院长派人邀请金处长去宁海路的五福楼上吃饭。金诵盘叫医官蒋公谷一道前往。
尤院长——“洪少文”已在楼梯口迎候了。酒菜是丰盛的，红红绿绿十几个盘子。南京名菜盐水鸭鲜嫩可口，红烧鹅香味诱人。酒是洋河大曲。桌子中间的大拼盘，是用各色荤素菜肴制成的“丹凤朝阳”。
“来，处长，为我们大难不死干杯！”尤院长不自然地笑了笑，站起来。
处长站起来：“死倒不怕，军人以卫国为天职。自然，逃过劫难，总是幸事。”三个人碰了下酒杯，都干了。
几杯下肚，尤院长兴奋了，他说：“陶会长可是个好人，他搭救了我，也很赏识我。没有他，说不定我早被拉到下关枪毙了呢！他准备叫我当自治会的卫生组长。处长，谷兄，你们要是想干，我给陶会长一说，没有问题。”
金处长愤愤地用眼睛盯着他。尤院长越说越得意：“做人要想得开，好死不如赖活。这次多少人成了刀下鬼，连尸首都找不到，可怜啊！其实，人活着，就是挣钱吃饭，给谁干都一样！”
奴才们（4）
处长变脸了，他把酒杯重重地放下，说：“你可不要忘本，不要贪小惠而乱大节，以致造成终身的遗恨！”
蒋公谷连连劝处长息怒：“算了算了，回去再说，回去再说。”
金诵盘是江苏吴江人，他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第二年随军北伐干医务工作。沪淞开战后，他组织战场救护，眼见国土丧失，生灵涂炭，他和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心。他恨日军的凶残，更恨摇尾乞怜的小人！他是他的上司，他觉得他有权训斥。他不顾一切地怒斥着面前这个卑劣无耻的汉奸！
尤院长尴尬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应答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训完，金涌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拉着蒋公谷起身就走。尤院长不知说什么好，他呆呆地坐着，直至他们的脚步声走远了。
“何子文”送米来了，他是开着车子来的。坐下后，他谈了他当时危急的处境。他说，他过不了江，又找不到人，身上的钱又被人抢走了。因为没有熟人，在日本兵的刀枪下东躲西藏。后来碰到这个姓赵的课长，才进了自治会，分管粮食运输和有关交通的事务。“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他说。
处长问了他一些情况后，把他叫到楼梯下的一间小屋。插上门，讲了立身之道，又晓以民族大义。末了，要他记住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点点头，握了握处长的手走了。
在敌人的旗帜下，什么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个提心吊胆，度日如年。有一天，有人传说教导总队的一个营长带着一伙人明天要偷渡过江。金处长一听，立即派人去联络。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出了水西门，好不容易在一家小理发店中找到了这位营长。他看了看大家，说：“今天人太多了，再说，你们的打扮不像小贩和农民，明天再走吧。”
回来吃中午饭，刚拿起筷子，“何课长”来了。饭间，说起出城的事。他说：“乘车到上海的话，车证很难弄到，就是到了上海也难，日本人盘查很严，不如先乘车到无锡。乘车证我可以搞到，不过要花不少钱，你们###个人，起码要一百法币。”
大家默默地吃着饭。吃完，又谈起了这铁蹄下牢狱般的生活，各人谈着外面的见闻，谈着各种各样的苦难。
金处长喝了一口茶，一件件伤心事又引起了他的怒火，他大骂了一通日本兵后，又骂起了无耻的汉奸：“民族危亡，不但不舍身报国，反而认敌为友，出卖祖宗，还有何颜见人呢？丧失气节，就是断了脊梁骨！就不是站着的人，是四脚着地的狗！”他激愤了，他从桌上抓起一只茶杯，狠狠地砸在地上，“啪”的一声，玻璃片四处飞溅。
谁都不敢吭气。“何课长”有些惶惶不安，坐了一会，他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他又来了。他从怀里摸出九张乘车证交给处长：“你们走吧，我派车送你们。”
汽车来了，他没有来，他怕见到他们。
共产市场
当下关和太平路开设了一家又一家的日本商店的时候，难民区内的上海路两旁，搭起了不少草棚，炉灶和摊贩摆了四五里地长！
世界上最顽强的是人的意志。刀砍火烧，也不可能灭绝。凡有生命的地方，一定会有生命的喧闹。写有歪歪扭扭的残缺不全的中国字的日本商店，都不准中国人买东西，虽然里面烟、酒、糖及日用品都很齐全。他们只有一样东西向中国人开放——“白面”和“黑货”。白面又名海洛英，黑货即鸦片。这是亡国灭种的毒品！可也怪！确有人去买，也确有人上瘾。更有人以此为职业，城里三十元买的货，到乡下能卖一百元！
海洛英和鸦片是吃不饱肚子也暖不了身子的，要活命，就要有吃的用的。开始是偷偷地卖高价，纸烟五六元一筒，猪肉一元一斤。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于是，有了地摊，后来又搭了棚子。有了蔬菜、猪肉，后来又有了火柴、肥皂、棉布，再后来什么都有了！
为了生存，也为了对抗，中国的难民在冷冷清清的、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上海路上创建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花花绿绿的、欢欢喜喜的“共产市场”。这是生命的力量！
这里全是国货。青菜、豆腐、猪肉都是附近或江北农民偷偷运进城的。虽然价格高一些，但非常时期，民以食为天！其他东西就便宜了，西装只两元一套，沙发三元一套，狐皮袍子才十几元钱一件，上等的俄国毛毯才三四元钱！好在要什么，就有什么。马桶痰盂、碗筷碟子、茶壶茶杯、桌椅板凳，家庭日用杂品一应俱全。价格随便喊，买卖和气，全没有为争一个铜板而面红耳赤的场面。有一个人花三个铜板买了一把茶壶，走时，摊主还客客气气地关照一声：“老板走好！”
人的心境，是受一定环境影响的。苦难是一种催化剂，它强化了一种观念：大敌当前，只有互相依赖和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它也起到了一种平时起不到的凝聚作用：“都是中国人，好说！”所以，“共产市场”上没有争吵，没有抢劫，没有偷盗。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统治了这里的一切！这是铁蹄下的一块绿洲！
“共产市场”，这个难民们集体创作的名称已经说明了它的性质。这里的商品，除了新鲜的副食品和部分调剂余缺的衣物旧货外，不少是非法得来的。这里的摊主，有的是小本买卖，也有的是无本生意——夜里悄悄地出去搜索，白天在地摊上高声叫卖。被日本兵抢劫过和烧毁了的商行、店铺、公馆里，都是无人之境。食品公司里有吃的、百货公司里有日用品，棉布庄、杂品店、服装店、五金店、酱菜店、茶叶店……，每一家店铺里面，多多少少总有些值钱的东西。连龙蟠里军医署仓库内的印有红十字的被单和枕套，也被人拿出来卖了。白布被单一元钱买五条，枕套四个铜钱一只！这是不同于抢劫的自救。这是与抢掠相似的偷盗。这是特殊情形下的一种特殊行动。
这里有许多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从地下掘出两只茶碗一样大的沾满泥巴的金碗。他以为是铜的，摆在地上卖两毛钱。有个识货的人一拿起来，就觉得很重，他用纸擦亮了一角，只见金光闪闪，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把两只金碗都买走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月，不少人为了生活，卖什么的都有。最可惜的是文物。六朝的、明清的瓷器，还有翡翠玉器、各种古玩、名家字画。据当时人说，曾有赵子昂画的马、董仲舒写的字、仇英的山水画、岳飞的手迹，还有陆润庠、钱南园、唐伯虎及八大山人等等名人字画和古版的《西厢记》等很多古书。当时人们只为活命，很多人不识货，也没有心思搜集文物，这就给日本兵碰上了运气。说来也奇怪，不少日军都懂得文物的真假。他们发财了。一个日本兵掏出四百元钱，拿走了一幅仇英的山水画。后来，日军带着口袋和箩筐到上海路来掠夺文物，他们红着眼一件一件地往口袋和箩筐里装，然后象征性地给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