飧鎏囟ǖ氖奔浜吞囟ǖ牡氐恪痪湃吣晔碌哪暇笳魇澜缟献羁植赖摹皡e”和天底下最慈善的“＋”竟然手挽起手，这是历史的误会，人性并不完全依附于政治。
用卐字作为国际委员会的旗帜倒不是因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是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的希特勒和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结成了侵略和屠杀的法西斯同盟。盟国对盟国，事情总要好办一些。红十字会会旗上的那个“＋”字，原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胸前的一个符号，表示“吉祥万福”和“吉祥万德”的意思。佛教流行于世界，世界需要“万福”和“万德”，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全球性的慈善团体就选中了这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用三根经线和三根纬线组成的字作为自己的标记。
有黑色灾难的地方就有红色的＋字。魔鬼降临了南京。南京的大街小巷，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万物之灵的躯体。他们的灵魂飞上了茫茫的长天。他们来自泥土，他们要回到泥土中去。大地是母亲。
宣扬皇军“武威”的枪还在响，“畏服”了的中国人的血还在流。僵硬了的尸骸和未寒的肉体，一齐暴弃在寒风和雪野中。野狗吞食着五脏六腑！人是兽最好的食粮。
日本大使馆的特务安村三郎在日本兵的簇拥下来到国际委员会。他在美国留过学。他懂英语。可他偏用日语和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交涉。他是胜利者。
他是奉命来的，他要办两件事。一是要国际委员会负责立即清理马路上的尸体。因为松井司令官要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入城式。二是安村三郎本人也必须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委员们立即举行会议。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都必须尊重和服从胜利了的日本人。当时决定：安村三郎为国际委员会委员，但中国方面因为杭立武先生运送文物西行，应同时增加红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清理死尸的事，由南京红字会和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共同负责。在清除以前，须由国际委员会派人与这两个团体联合视察一次。
情况非常之糟。城内马路、街巷上堆满了车辆、行李以及乱七八糟的物品，尸体遍地都是，加上秩序混乱，无法招雇人员进行掩埋。
安村三郎的态度非常坚决：“清理积尸必须立即进行，否则，皇军司令部是不会答应的！”
关于人员和安全问题，他答应由他与日军交涉。交涉的结果是：人员从难民中招雇，收埋队员发给白袖章，袖章上加盖日军司令部的大印。他说：“安全问题可以保证。”
沉重的＋字
高瑞玉正跪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忽然有人来通知他：“陶会长找你有事。”
“什么事？”他问。
“埋尸的事。”来人回答。
自治会会长陶锡三向红＋字会的人传达了日军命令后，对高瑞玉说：“多招一些人来，快点埋。拨给你两千包洋面粉，到三汊河面粉厂去拿吧。”
高瑞玉是从山东流浪到南京落脚谋生的。为了混饭吃，他干上了掩埋死人的行当。他住在小火瓦巷的红字会里面。这是一座大户人家捐出来的六进大院，堂屋正中，供着关公、观音和弥勒佛，天天烧香点烛，他天天磕头跪拜。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了城，＋字会的其他人都躲进了难民区，他还是不走。他说：“菩萨不走我不走。我一走，菩萨没有人侍候了。我信菩萨，做好事没有危险，菩萨会保佑的。”
日本兵冲进了＋字会，他跪到关公菩萨前烧香磕头。五六个日本兵跟着他，他跪下祈祷，日本兵也一齐跪下祈祷。
一看他平安无事，附近的男女老少也到字会来避难了，有好几十个。
高瑞玉把几十个人集合起来：“＋字会有事情干了，跟着我去埋尸，有吃有住，每月六块大洋零花！”
他招了三四十个人。队长是欧阳都麟，瘦瘦的，留八字胡子，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靠着高瑞玉在字会的关系，他的弟弟高瑞峰分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的粥场里卖粥，两个铜板一勺，没有铜板也给。＋字会是慈善团体，救苦救难。高瑞峰一边卖粥，一边宣传：“＋字会招工埋死人发粮食顶工钱，谁去？”
“我去！”十七岁的左润德说。
“你怕不怕？”
“我不怕！”
欧阳队长也在到处招人。炸过弹药库的袁存荣也参加了掩埋队。他是安徽人，南秀村的，安徽会馆边上都是死人，他看不下去：“中国人给日本人活活杀死了，死了还不能安生！”
保泰街首都警察厅开车的徐金德和外号叫“小广东”的两个驾驶员，各人开着白色的救护车和黑色的囚车找到了＋字会：
“我们来运尸体，要不要？”
“正缺车子拉呢，要！要！”
掩埋队的人都穿起了蓝褂子。蓝褂的前胸后背上缝了一块圆形的白布，白布上印有一个鲜红的字，蓝色大沿帽的顶上也是一个红字，连手臂上也套有白布的红＋字臂章。收尸、掩埋、运输各有分工。宁海路是红字会总部，小火瓦巷和下关都有分部。
南京另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也组织了掩埋队。开始人不多，有的怕担风险，有的怕见死人。马车夫崔金贵因为无钱养家糊口，正碰上茶馆老板金通亮，他是个抬死人的“码头”。
“你伤好了没得事干，抬死人去。”金通亮劝他。
崔金贵说：“我胆子小，怕死人。”
“怕啥？干久了就不怕了。去！”
崔金贵进了崇善堂，与字会不同的是白布上写的是“崇善堂”三个黑字，黑字上盖一个长方形的朱红印章。
尽管像抓壮丁似的招雇伕役，可马路上的死人太多了，都要拉到城外去掩埋的话，一时来不及。而日军司令部催促“恢复交通”的命令一个接着一个。
死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叠起来。先从马路上抬到巷子里，沿着墙壁往上垛。鼓楼一带尸体最多，南面的双龙巷和石婆婆巷都叠起了高高的尸架。野狗、野猫和老鼠在尸堆中觅食做窝。一到夜间，犬吠猫叫，阴风凄凄。
城内的池塘大多被尸体填平了。山冈和荒地上也堆满了街上抬来的尸体。二条巷口的大北山，曾被人叫作“尸山”，大钟亭、大方巷和江苏路的水塘，都被人叫作“血塘”！
塘填满了，巷子里垛不下了，山上山下埋满了死人，而中山路和中央路上还堆积着无数的尸骸。日军的卡车和工兵也出动了，卡车装着成千上万冤魂运到了五台山。一堆一堆的死尸上，泼上了一桶一桶的汽油。火焰冲天，浓烟滚滚。血和肉在吱吱地惨叫。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国人，化成了烟，化成了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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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鼓声（1）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晚上，千家万户的荧光屏像万花筒般变幻的时候，南京市渊声巷三十六号楼上，一对退休了的老年夫妇像往常一样，一人捧着一只茶杯，戴着老花镜凝视着他们十二寸的黑白屏幕。
屏幕像魔方般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图像。突然，他惊叫了一声：
“日本和尚！他怎么到南京来了！”
老伴吴素君定神地看着屏幕上在击鼓祈祷的老和尚：“是不是他？”“像！瘦瘦黑黑的，他来干什么？”
电视台的播音员用浑厚的男中音向提出疑问的徐金德老人解释着：
“昨天上午，日本第二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七十九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广场上举行悼念活动，对当年遇难的中国人民表达深切的悼念之情——”
徐金德叹了口气：“五十年了，这和尚恐怕有八十多岁了吧。”
“你都快八十岁了。”老伴说。
“我们也去悼念悼念，明天去。顺便问问：这个和尚走了没有？”
我和他们巧遇了。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办公室里，他问起那个日本和尚的事。
副馆长段月萍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精美的相册。相册里，透明塑料膜下压着好几张发黄了的照片。她递给他说：“你看看，这是他送来的。”
白发童颜的徐金德接过来，戴上老花镜一看：
“司提别克！我的车子，就是这一部车！老和尚，是他，就是他！他坐我的车！”
他激动了。五十年前的照片勾起了他五十年的悲哀。他激愤地讲述着，我按下了录音机上红色的键。
喏，这辆白车子就是我开的，开着这辆车拉尸体，拉了半年多。车子上有红＋字，照片上能看出来。你们看！
这辆车原来是我们警察厅的救护车，我开到＋字会去，就拆掉了担架。小广东开的是这一部，黑的，是囚车，抓犯人的。小广东不知还在不在？
这个日本和尚就坐我的车。他是中岛部队的。每天早饭吃过他就来了，到宁海路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红＋字会。我车停在那里，他手拿一面像茶盘一样大的鼓。咚咚咚地敲几下。他叫我“天文修（日语，即司机）”，他就坐在我的驾驶室里。
他个子不高，不穿和尚衣，穿一件皮衣，头上扎一顶灰布帽子。我们拉死人出城，由他给城门口的日本兵说几句，就能开出去。没有他，车开不出去。
“红＋”字会有不少人，有个山东人老高，见了面我认识。还有个大黑个子，拉黄包车的，圆圆的脸，他跟我的车时间长一些。那时只图活命，看着这么多死人，哪有心思互相说话。忘了，大多数人都记不得了，死得差不多了。
我的车能装十几二十几个。开始还好，天气冷，一个死尸一张芦席，卷起来，用绳子或电线中间一扎，抬到车上。路上死人多，忙啊，来回拉。
抬什么地方的？阴阳营、朝天宫、宝塔桥，挹江门这个地方最多。都拉，车子到处开，拉到雨花台花神庙去埋。朝天宫前面是运渎河，河里也有好多死人，最惨的是一个妇女，蛮年轻的，光着身子泡在水里，一只胳膊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