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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皮不由倏地一麻，心里骂了一句：
“二劳改！”
“买脆（菜）？脆（菜）都是上好的……”他呐呐地说，依然没有抬头。
我听出来，这是个广东人。
“什么‘脆’不‘脆’，我找狮子头！”我嚷嚷着。
他微微抬起头，慌张地看了我一眼，默默回转身，朝黑暗的过道走去。说实话，跟这么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呆在这四下无人的地下，真得有点儿胆量呢。这个农场的前身是个劳改农场，“文化大革命”中，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有些人老家在城市，不愿回去挨斗，就留了下来，在农场干着最苦最累或是技术性较强的活儿。我们管他们叫“二劳改”。
他提着马灯，在前面走着，犹如一个恍惚飘摇的影子。在这个影子里是否曾经有过灵魂呢？我想。即使有过，现在大概也早已死去了……
他在菜窖的尽头停住了脚步，战战兢兢地把马灯略微举高了一点儿，仿佛害怕那微弱的光亮会照见自己的丑陋。
我听见了一阵肥猪酣睡似的呼噜声。在这与世隔绝的菜窖里，自然不怕妨碍了任何人，灯光照着地上的羊皮袄中裹着的一张胖圆的脸。
我用脚踢他。这个“狮子头”，没死没活地向连长请求来看菜窖，原来是这么个美差。让人家替他干活，他睡大觉。他学会雇工了；可雇工还得花钱呢！
他不情愿地坐起来，揉着红红的眼睛，是夜晚打扑克熬的。
“啥事？搅了我的好梦！”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和一封揉皱的信递给他。说实话，不到这种万不得已的地步，我是决不会找“狮子头”的。他是我初一时的同班同学，后来留了级，我初中快毕业时，他初一的期末考试才头一回及格。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却“能耐”起来了，一夜之间戴上了手表，骑上了“飞鸽”。有一回还跟我夸耀“破四旧”时他亲手打死过一个地主婆。去年秋天我下乡到了这农场，人地生疏，也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个他，好夕也算个熟人。虽说他干活不咋的，又懒又贪，但比起那些耍嘴皮、搞小汇报整人的人，总还强那么一丁点儿。
我在他身下那羊皮袄里坐下来。刚要开口，听见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点儿的响声，好像是那老头在整理菜垛。
我有点儿不放心，努努嘴，说：“他……”
“没事，他敢么！”“狮子头”打了一下呵欠，晃晃乱蓬蓬的头发。
阶级敌人
我于是心急火燎地告诉他，我的表妹从桦川农村来信，说她的父亲在哈尔滨病重被送进医院，身边无人照顾，母亲去了干校，根本不让回家。她想请假回去，可身无分文。她刚刚下乡插队半年，分红才得了三块钱，实在没办法，才求我这个在农场挣工资的表哥。而我这个穷光蛋，这个月三十二元钱工资，扣除了十元钱的大衣费，又买了一顶棉帽子过冬，伙食费能否对付到下月开支还是个问题呢。
“狮子头”听着，忽然问：“她爸病了，她咋不向生产队借钱呢？”
我说：“她爸以前是公安局长，现在是‘牛鬼’。”
他又问：“她咋不向队上的同学借呢？”
“哪敢哪！谁一听这事儿都不敢借。我只能跟你实话实说，你不会去揭发吧？”
“狮子头”往嘴里塞着一片生白菜帮子，咔咔地咬着，懒洋洋地说：“那倒不会，咱一向够哥们儿意思，不过，这钱，可不好弄，要多少？”
“二十。”
他跳起来，往那铺着一层细沙的地下吐了一口唾沫，说：“谁有那么多？开大银行啊？有点儿富余的，早变成老白干进了连长的肚子了……”
“狮子头，”我暗哑着嗓子，一副低声下气的可怜相，“我把那只半导体卖给你吧，虽说是自己装的……”
远远传来了收工的钟声，“狮子头”的耳朵真比猎犬还灵。他麻利地戴上簇新却很脏的棉帽，套上黄大衣，就拽我往窖口跑。
“今晚食堂吃包子，快！”他三脚两步登上了梯子。
“你无论如何得想想办法……”我紧跟在他身后，忽然他鞋底掉下的一粒沙子迷了我的眼睛，疼得我眼泪也涌出来了，我只得停下。
这时，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接着，一双冷冰冰的手伸到我的脸颊上，很快翻开我的眼皮。那双手上有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好像是一片柔软的菜叶代替了手绢，沙子抹去了，眼睛不疼了。
我睁开眼睛，透过模糊的泪水，看见我面前站着他——那个老头。他依然弯着腰，眼睛瞅着地下，好像他的腰从来不曾伸直过。我上了梯子，没有说谢谢。
“唔……唔……”他忽然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古怪的，显然隐藏着一种焦虑，又不敢大声。
我回过头去看他，见他正斜着眼瞧我。
天哪，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好像一口深深地陷在沙漠中的枯井，干涩而荒寂。混浊的眼珠，像一潭枯井中的死水，这会儿却忽然闪出几丝善良、温和的光波。
我诧异了。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他伸手到那油腻腻的衣襟里去掏着什么，一边呐呐地说：
“不要卖、卖半导体，留着听个歌儿，解解闷……你要钱，我，我借你……”他呐呐地说。
我愣住了，我为这突然降临的运气庆幸，表妹得救了！
他战战兢兢地把钱递过来，厚厚的一迭，是一块钱一张的，破旧而又肮脏，攥在他鸡爪似的手心里。
我刚要伸手去接。突然冷静下来。
“你要干什么？”我猛然大声喊道。那声音之严厉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儿可怕。“谁要你的臭钱？坏蛋，你做梦！快滚开！”
我气喘吁吁地爬出了菜窖，浑身激动得直打哆嗦，“狮子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你跟那老司头啰嗦些啥？”他随口问。
“没啥。”
“我听见了。”他狡黠地耸了耸鼻子。
我不作声。刚才那突如其来的怒火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你真傻。”“狮子头”回头说，吹着口哨。
“不，我这点儿聪明还是有的。”我回答他，“那老头是‘二劳改’，借了他的钱，他要是利用我去干坏事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种阶级敌人……”
“狮子头”突然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你真没白拿中学里那么多一百分儿。阶级敌人？你以为个个都像书上写的、台上演的那样搞破坏、想复辟呀？！我怎么就没见着过？他凭白无故拉你去干坏事？他何苦来着！”
“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我硬着头皮说。
“本性？啥叫本性？啥人不是顺着环境变？就说这老司头，就算他以前干过坏事，可现在，乖得像猫一样，要他多听话就多听话。我就是让他把我的尿喝下去他也绝不会说个不字。”
我有点儿恶心。
“连他自己也常说，这些年他接受改造，从鬼变成人了。要不是儿子下了乡，家里没人，他也早回广东老家去了。你呀，不借白不借，傻狍子。”他显出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我替你保密，谁也不会知道。你得明白，除了他，谁也不会借给你这二十块钱的……”
我俩分手时，星星出来了，雪地闪着幽蓝的寒光，天上地下都是冷冰冰的。
冷到骨髓冷到心里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姨父死了，表妹跪在他灵前哭……
我出了一身汗，心怦怦乱跳。醒了，再没有睡着。天刚亮，我就起床了，提心吊胆地溜出了宿舍。
我在通往菜窖的那条小路上等着他。“狮子头”说过，老司头每天要比他早上班两个小时，晚下班一个半小时。
西北风吹得我脸生疼，帽沿儿都挂了白霜。我决定接受“狮子头”的建议；这是我头一回听他的话。
老头终于来了，提着饭盆，弯着那永远直不起来的腰。
我忽然想逃开，逃得远远的。我明明憎恶他，却要利用这种憎恶去获得他的好处。我成了什么人！
他从我身旁擦边而过，目不斜视。他就要走过去了，我忽然意识到机会万一失去，也许永不再来，于是大喝一声：“站住！”
他机械地站住了，慢慢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吃惊。
“昨天……昨天的事……”我语无伦次了，心里压得慌，“你……还得把那……”
他听懂了，茫然点点头，却没有任何表示。他是在计较我昨天的态度吗？不，他的眼睛虽然暗淡无光，却是和善的。
“我……”他说。惶恐不安地四下张望着。我明白，他在踌躇，然而他还是伸出手到衣襟里去掏了，掏了半天，掏出一个小纸包。他小心翼翼地揭去那张纸，把那叠钞票塞在我手里，喏喏地说：“原想寄给儿子的，先不寄了吧……”
我拿钱的手颤抖了一下，他还有儿子？他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了。竟没有提一句让我什么时候归还他诸如此类的话。
那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我没有看见过他。他上工的时候我们还没起床，他下工时我们早已上了炕。开冻化雪后，菜窖就扒晒了，剩下几根骷髅似的横梁。也不知他被调去干什么活了。表妹那里很少有信来，听说姨父的病是一点点见好了，姨妈也从干校回了城。那二十块钱，表妹的信上除了“收到”两字以外，连声谢谢都没有；我当然也不会再提。可是月复一月，竟然就抽不出钱去归还老司头。三十二元钱的工资，除了吃饭还要抽一口烟。我学会了抽烟，也能喝上二两老白干了，否则每天下了班有多无聊呢，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