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徐芳的电话中，包巧玲用辞恳切，近乎哀求，充分描述了钟天对孙子的思念之情。她的话显然打动了徐芳，答应一定要来，并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和钟夏离婚，她绝不会不让儿子去看爷爷。她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孙子，说孙子也经常念叨着要到爷爷家去玩。徐芳说的显然是客气话，但是包巧玲把这话转达给钟天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孩子似的哼起歌来。孩子们对他的疏远，是他再婚后幸福生活里的美中不足，他极需要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孩子们表示他是爱他们的，他很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他不指望他们能改变对包巧玲的敌意，他只希望他们多少能给些面子，就足够了。
天知道钟天在官场上是如何摆架子的。反正在教育自己小孩方面，他算不上一个够格的父亲。对子女的过分溺爱，使得所有的小孩，对他都缺乏应有的尊重。他摆不出威严的架子来，儿女对他没规没矩，说些没大没小的话，他不仅不生气，而且习以为常，引以为荣，觉得是一种享受。他刚到五十岁的那一年，不知谁带头喊了他一声“老头“，从此大家都这么叫他。“老头“成了他的昵称，喊爸爸反而让他感到不习惯。冷悠湄生前很看不惯他这种作派，为了儿女们的事情，譬如钟春上大学，譬如钟夏当兵，所有这些后门活动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钟天做官还是讲究一些原则，但只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他就有些奋不顾身。为了让钟春当上工农兵大学生，钟天不惜起大早，坐在管文教工作的一位熟人的大门口恭候，那时候钟天结束审查不久，刚刚被重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去找的那位熟人曾经是钟天的下属，见老领导为女儿的事情这么热忱，大受感动，以后和别人说起当父母的儿女心肠如何重，常常要以钟天的故事为例子．十月一号那天，除了钟夏，其他几个孩子，都回来了，钟天感到极大的安慰。他不敢做出太高兴的样子，就怕儿女们看见他过得不错，产生什么逆反心理。孙子小雷有一段时间不见，似乎又长高了许多，他不仅送了一个足球，还为他买了一个遥控的玩具汽车。小孩子都是实用主义，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跟爷爷亲热得不得了，大女儿钟春看着不顺眼，训斥小侄子说：“爷爷可不是什么大款，就你会敲竹杠。“这一天，钟春的心情不错，带了一位男朋友来，她不说明这家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别人也不问，因为她是离了婚的，脾气有些怪，动不动就发作，大家都懒得招惹她。钟天从不干涉儿女的婚事，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钟春的那个男朋友没吃饭就走了，看得出钟春和他很亲热。
那天唯一的不愉快，就是杨卫文不该来凑热闹，好在这事并不严重。他冒冒失失地又来蹭饭，包巧玲悄悄把小儿子拉到一边，说今天他最好别在这里。杨卫文见母亲撵自己走，怏怏地正准备离去，钟秋喊住他，说干吗要走，就留在这一起吃饭。钟春也说，都来了，干吗还走。钟天不吭声，包巧玲说杨卫文还有事，没想到他嘟嘟囔囔地说：“谁说我有事，我有什么事？”
他的话把大家都引得笑起来。杨卫文和哥哥杨卫字完全不一样，他看上去就是发育不全的样子，长了一张娃娃脸，人也白净，说话瓮声瓮气。谁都能看出他的脑子少一根筋，这孩子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生的，坦白地说，连包巧玲也吃不太准他究竟是谁的种。那正是她私生活最不检点的一段时候，杨如盛宁愿待在县城，也不愿意调回到话剧团。包巧玲花了很大的努力，终于让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并说好让他继续回到话剧团当演员。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是只要自己努力，也不是不可能演到主角。杨如盛坚决拒绝了她的好意，去了一个他完全不可能施展才华的地方戏剧团。他们还像他没有摘右派帽时一样的分居，不仅仅是那种夫妻分居两地的分居，而是一种和离婚差不多的分居，他们对各自的私生活不闻不问，心照不宣，各人对对方都有一肚子意见
到了晚年以后，包巧玲不止一次幻想，如果小儿子是钟天的种就好了。她明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从日子推算，只有三个人才有可能是杨卫文的亲身父亲。首先应该推杨如盛，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杨如盛和包巧玲都受到了第一波的冲击，但是还不是太严重，当时受冲击最猛烈的，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如盛回省城给儿子送生活费，然后和包巧玲在一起住了三天，三天里他们天天莋爱，那是他们夫妻之间最后的性生活，这以后，过了不到一年，他们就正式地离了婚。另外一个有可能成为小孩父亲的人，是一个造派的小头目，他还是刚分到剧团来不久的学员，在杨如盛离开的第二天，造反派把包巧玲喊去问话，主要是审查已被打倒的支部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造反派小头目让她老实交待，不可以放过一点细节。包巧玲十分害怕，一五一十地都说了，造反派小头目听了还不过瘾，又叫她交待和其他男人私通的种种细节。包巧玲当时很老实，只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敢有半点隐瞒，像倒蚕豆似的，把能想起来的男女之事，全都交待了。
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平时有关包巧玲的传闻，大家听说过一些，不过都只是传说，现在听她亲口娓娓道来，一个个都听傻了，听得心口咚咚直跳。
包巧玲交待完，时间已经很晚，大家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便让包巧玲回去。造反派小头目说：“我来送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回去！“于是那天的审查就算结束。造反派小头目一路走，一路还做出生气的样子，时不时地教训她几句。他把她送到家，气呼呼地说：“你说你想想看，你已经和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真不要脸。“说完，随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包巧玲怕他再打，赶紧用手捂着头，那年头红卫兵小将打人是有名的，她想他既然动手打了第一下，自然还会有其他的几下。
造反派小头目果然踹了她一脚，把她活生生地踢到了房间里。然后他拉开了电灯，又随手把门关上了。包巧玲只想到他还要揍自己，没想到这家伙突然孩子气地向她扑过来，迫不及待地要剥她的衣服。包巧玲出于本能地不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裤带，脑子里甚至很荒唐地想，会不会是故意地试探自己，想看看她究竟如何不要脸。没想到他半天达不到目的，扑通往地下一跪，喊了她一声“包老师“，这一声包老师显得十分滑稽，因为作为新分到话剧团的小学员，如果不是搞运动，他们对老演员都很客气，一个个平时嘴都很甜，但是，现在再喊“包老师“，反倒弄得包巧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包巧玲说：“你是革命小将，我不能害你。”
那小头目十分委屈地说：“你已经害了我。“他抓过包巧玲的手，往自己的裤子里伸，原来他在和她搏斗中，已经很遗憾地早泄了。包巧玲有些过意不去，心就软了，她心一软，裤带便松开了，由他将手伸过来，想都到了这一步，起码该让他摸一摸。没想到他毕竟年轻，刚完事，又斗志昂扬起来，包巧玲放弃抵抗，他便乘胜追击，一边穷追猛打，一边继续喊着包老师，高一声，低一声，喊到最后，不无担心地警告包巧玲，她和别的男人的事可以说，今天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说出来，这一说，就是真往造反派脸上抹黑了。
第三个有可能和杨卫文有关的男人，就是食堂里的大师傅，大师傅对包巧玲觊觎已久，他虽然早就沾过她的便宜，还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但是包巧玲后来一直再不给他这种机会。这件事发生以后，包巧玲无人倾诉，整整一个星期都忐忑不安，就想到了大师傅，在那个年头里，做官的差不多都倒霉了，有些名气的人也倒霉，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剩下的神气活现的，就是剧团里打杂的，譬如看传达室的门卫，又譬如烧饭的大师傅。大师傅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十分耐心地听她倾诉，然后把她带到食堂，让她躺在揉面团的案板上，弄得她身上到处都是湿面粉。
包巧玲不知道杨如盛是否怀疑过小儿子的血缘问题。也许他想过，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包巧玲和杨如盛这对形同虚设的夫妻，后来根本就没有过多少对话的机会。一年半以后，他们离了婚，由于分居的时间太久，而且都懒得联系，结果他们都感觉不出法律上的离不离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小孩总是带来坏运气，大儿子杨卫字出生不久，杨如盛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小儿子才几个月，他们又毅然离了婚。孩子们可能觉得她缺少母爱，可是包巧玲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个儿子生来就和自己没缘分，因为事实上他们总是给她增添麻烦。杨卫文还未满周岁，就和他哥哥一样，被送到了杨如盛的义父那里，老人无可奈何地接纳了这个小孩，含辛茹苦地把他哺育成人。
杨卫文和哥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尽管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知道爬到窗台上，津津有味地偷看一位又肥又胖的女邻居洗澡，然而他的内分泌系统，显然有严重的问题。
他是个发育严重迟缓的男孩子，医生替他检查身体时，总是怀疑他虚报了年龄。他没有喉结，稀稀疏疏几根淡黄的荫毛，荫。经总是没有变化，都快二十岁的时候，仍然还和小孩的一样。顶替进了话剧团以后，有一次体检，医生为了证实他究竟有没有毛病，不得不为他注射一种药剂，这是一种雄性激素，进入人体以后，性器官应该很快就会有反应。
药物实验显示，还不能算完全的不发育，因为在规定的时间里，他的小荫。经终于直了起来，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手淫，还能射出少量米青。液。结论是他属于异常，根据他的年龄推断，发育迟缓似乎已经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