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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有众多学者或好事者纷纷揣测鲁迅与羽太之间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饶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当年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寄住“伍舍”时,羽太是他们的使女。据说,此女出身贫寒却性喜奢侈。1909年,周作人与她结婚,1911年,携妻归国。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肤丰美,略有几分姿色。又据说,患有歇斯底里症与臆想症。癔病发作时,如谵如呓。
在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谗言。当年鲁迅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讲课、稿费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辍笔耕,两人的收入比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时时拮据,月月亏空。鲁迅整日劳顿,出门坐的是黄包车。而作人与信子一家,出入动辄轿车,奴仆成群,极尽奢华。鲁迅曾感叹,自己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轿车运走的?
鲁迅从八道湾搬出后,昏迷高烧数月。直到1936年临终前,给母亲的遗书中还在说:他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说: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鲁迅的忧愤,曲折地写在新编历史小说《奔月》中,发表时,笔名为宴之敖。他解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的。小说中,把嫦娥刻画成一个抱怨吃“乌鸦炸酱面”而独自吞服仙药奔月的女子,意在讽刺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 。 想看书来
鲁迅与四个女性(4)
羽太信子是鲁迅家庭生活里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鲁迅遭遇到一个黑匣子弹弓;而没有这个弹弓,鲁迅不会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见许广平,将是无法预测的命运。
(附:这时期,他写《故事新编》,多含沙射影,有诸多难言苦楚,诸多激愤与复仇。《故事新编》,是他对生活、人生、时局的隐射。)
三、鲁迅与许广平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国文系讲师鲁迅留给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印象是: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当得“怒发冲冠”。衣上多补丁,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在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导师鲁迅,除了在思想上闪烁着刀锋般的睿智与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满身补丁。在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学生许广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热烈,写满激情与崇拜。
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当天就回了信,令许广平欣然不已。多年后,这两封信,被放在了《两地书》第一辑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后,两人的心灵火花在频递的书信中不断地迸发。
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鲁迅西三条的家做客。坐在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中,许广平有一种“探险”的奇特情感。
许广平向鲁迅吹起了青春的风。苦涩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此时的鲁迅,渐渐地春风得意,与女学生的交往也渐渐放开。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及俞芬、俞芳姐妹来家吃饭,席间酒酣畅谈之际,鲁迅举止洒脱起来,“以拳击 ‘某籍’小姐两名拳骨”,又“案小鬼(许广平)之头”——精神之愉悦,渐渐带来肢体之放松。鲁迅似乎要迎来他生命中迟到的春天了。
然而,鲁迅的身上毕竟积满了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让他沉重得难以耸身一摇,轻易迎接新的爱情。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鲁迅向许广平解剖了自己的种种“旧疴”与“不配”,末了质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用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来应对,回答得无比清脆:“神未必这样想!”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一个绝望的存在主义者,加之在禁欲生涯里禁锢成城堡的肉身,鲁迅对爱情陷于一种憧憬而焦虑的两难抉择。就在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据考证为1925年10月20日)的前后几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爱情伤感小说《伤逝》,表达自己对没有附丽的爱情的怀疑与反思,也是对许广平的一种回答。看《伤逝》,不是看到“爱情”,却是看到了爱情死后鲁迅的“虚空”。子君的爱情宣言是多么勇敢坚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涓生的爱情态度则类似于卡夫卡式——打开门缝窥望自己的爱人菲莉斯又旋即闭上门来隔绝自我、逃避婚姻——退缩与警惕,绝望与虚无。
鲁迅与四个女性(5)
于是,像子君那样勇敢的许广平,向鲁迅刮起了爱的飚风。
不慑于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5年10月,许广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
——1925年10月,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
爱情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里的风神,吹开枯枝上的花,引领肉身飞翔。在许广平爱情风力的猛烈吹拂下,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许广平在他“老虎尾巴”的书房里主动握住了他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先回广东老家。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朱安与鲁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条的家,由鲁迅供给生活用度。
两人的结合,受到了诸多的舆论攻击。
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尽管,许广平订下了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刘小枫语)。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3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当然,沐浴在爱情中,鲁迅也焕发出一股子少年狂。一次,在越秀山游玩,鲁迅忽然要抒发爱情与青春的冲动,他在许广平及几个朋友面前意气风发,纵身一跃,跳入身前的一个小土堆。但是结局很尴尬,他碰伤了自己的脚,一拐一拐地出来,数月难愈合——毕竟年岁不饶人啊。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
1929年9月,海婴诞生。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与四个女性(6)
鲁迅在《芥子园画谱》上题诗致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在鲁迅的生命中,许广平充当了诸多角色:学生,秘书,精神战友,生活伴侣。在生活与工作上,物质与精神上,承担起了事无巨细的责任。为鲁迅查资料,找参考,抄稿,记录谈话,保管文稿,接待来客,打理家务,安排生活用度……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做一个文学家的妻子,是很难的。”除了形而下的难,还有形而上的难。正如卡夫卡先后两次与菲莉斯订婚又解约,菲莉斯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牺牲品的角色。作家对爱情虽是渴望,但对婚姻却有一种天性上的拒绝。作为一个严格要求独立精神与个人私密创作空间的异类,他难以接纳同一个人(即使是“妻子”)长期侵入到他的空间之中。刘小枫解释卡夫卡两次解除婚约,便是要掐断与外界的频道,“保持自己的天堂”。而鲁迅,早在《伤逝》里,就安排了子君的离开与死去,也正是一个作家(涓生或鲁迅)在遭遇“存在与爱情”困境时,表现出的自私与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会客,鲁迅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夜以继日,焚烧自我。就其情感生活来说,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