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联大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叶公超太懒？
“喜画兰，怒画竹。”他精通英国语言文学，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擅长书法和绘画。这就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叶公超（1904~1981）教授。1961年，叶公超在台湾被蒋介石软禁，连在大学授课都不得，只好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我们不难想见，晚年叶公超画竹多一些吧。不知此时，这个高傲的学者是否后悔从政。
在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是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当年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钟书的言论，尽管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与其探讨这话是不是钱钟书说的，不如看一看这话说得是否准确。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
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许渊冲）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一年级，两人都上过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他们都认为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个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的教育”。据杨振宁回忆，叶公超教授的英文极枯燥，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当然，对一位教授的评价和印象，因人而异。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的人。早在1934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艾略特的诗》，发表于当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1936年底，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戴望舒听说她曾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她的译者注基本就采用了温德的讲解。她还请其师叶公超教授写了一篇序，序言显示出叶公超对其作品及作品的影响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叶公超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说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所写的情形，大概是战前的北平生活。在昆明，优雅、舒适的生活不再有。在赵瑞蕻的记忆中，叶公超穷得还向学生借五十元钱呢。
在此一提，叶公超和他的夫人袁永熹。上世纪30年代初，叶公超和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袁永熹喜结良缘。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一直单身的吴宓教授常在叶公超家中吃饭，并和叶家的孩子嬉戏。感受到家庭生活之乐趣，多少对吴宓的生活是一种补偿。关于袁永熹，《吴宓日记》中有多次记录，1940年10月19日有评论：“叶（叶公超）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袁永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设想超（叶公超）昔年竟娶贤（陈仰贤，南洋华侨，燕京大学女生，叶公超的追求者———引者注），则宓在超家其情况又自不同。……又觉熹之性行颇似彦（毛彦文）。使宓以昔待彦者对熹，必立即径庭。”吴宓不但爱慕陈仰贤，而且也欣赏袁永熹。许渊冲曾在叶公超先生家见过叶夫人，他在《一代人的爱情》文中写道：“知道她（叶夫人）是我同班同学袁永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姐姐，那时已有一女一子，她叫女儿给我们唱英文歌，可见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许渊冲提到的袁永熙，就读联大经济系，是地下中###员。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袁永熙读联大时，和就读于联大地质系的陈琏（陈布雷之女）恋爱。皖南事变后，这对恋人曾到个旧隐蔽。1947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再回到“叶公超太懒”这个话题上来。有人认为，叶公超述而不著，可惜了一肚子学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懒”。1941年叶公超离开西南联大，到重庆外交部任职。那一代学者从政，鲜有成功的个案。连王云五也说，
自己从政不过是客串。叶公超的这个转型，很难说成功，倒是接近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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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的严谨与浪漫（1）
抗战之前，吴宓在清华大学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吴宓留学美国时，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白壁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坚定拥护者。1922年，作为《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用文言文写作，批判白话文。1925年，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制定了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并参与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
吴宓本来有一个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和陈心一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他却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同学朱君毅的表妹———毛彦文。1929年，吴宓和陈心一结婚7年后协议离婚，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出抚养费。离婚之后，吴宓在追求毛彦文的同时，又和清华大学的女生、燕京大学的女生传出绯闻。1935年2月9日，毛彦文嫁给了大自己33岁的熊希龄（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
吴宓天生情种，雅好恋爱，但在这方面屡败屡战。恋爱固然可以产生佳话，但也不断催生笑话。吴宓有一首诗，开头说：“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尽管没有写出真名实姓，从押韵上看，却是欲盖弥彰。×××者，毛彦文也。吴宓还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钱钟书在评论其师吴宓的诗集时，一语道破：吴诗中“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
吴宓生活上风流韵事频出，学术上严谨，授课一丝不苟。他的性格是浪漫与严谨的矛盾的统一。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他的同事和学生对他的评价。先来看关于他性格浪漫的评价。
温源宁的《吴宓》文这样评说吴宓：“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
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季羡林曾对他作如此评价：“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吴宓的严谨与浪漫（2）
再看他的治学之严谨，这从他的教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