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单位的所得分配。上述所提到的去年台湾高收入户可支配所得为低收入户的64倍，就是以整个家庭，而非个别成员为计算的基础。
低收入家庭的所得较少，其重要原因之一为家庭中有收入的成员太少。资料显示，最贫20％家庭，平均一户44人中只有14人有实质收入，约占家庭成员的1/4，而最富20％家庭平均一户27人中，则有18人有收入，约占家庭成员的2/3。因此对低收入户家庭的所得而言，有无工作机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失业率已节节攀高，未来如果持续下去，低收入户的就业人口比率势必无法增加，甚至可能再降低，如此对于贫富差距会有推波助澜之效。另外一个观察是，移转性收入逐渐扮演压制所得不均化的重要功能，尤其是来自（付给）政府的移转性收入（支出）。前述最富20％家庭可支配所得为最贫者的64倍，但若不将来自政府的移转性收入净额（来自政府的移转性收入减去付给政府的移转性支出）纳入计算，则两者差距会扩增为77倍之多。来自政府的移转性收入包括了低收入户生活补助、老人津贴、老农年金及其他灾害、急难救助、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等，而付给政府的移转性支出主要是缴税。以2000年为例，最贫20％家庭平均每户来自政府移转性收入为32000余元，而最富家庭平均每户缴交政府的税负支出则为50000元，两者都具有缩小高低收入家庭差距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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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产阶层（1）
台湾中产阶层：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
中产阶层是现代人所认同及努力追求的。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开放、容许凭个人努力而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与环境的象征，是不靠背景后台、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进步、自由的思想代表，是一股以温和、渐进、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是现代社会上一种持久的、客观的、理性又理想的声音等。
一个引领风骚、备受关注的阶层
虽然中产阶层是一个引领风骚、备受关注的阶层，但是事实上，就现代社会中产阶层处境转变的研究，并不多见。原因之一是过去世界各地的中产阶层多处于上升轨道，一般研究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阶级如何崛起的问题上，而鲜少留意到这个努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象征代表，也可能会从高处下滑，甚至倒地不起。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社会流动与价值观的转变，他们面临着一个怎样的处境？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怎样的挑战？尽管中产阶层常处于矛盾性的阶级位置，但不容否认他们仍是台湾社会中最稳定、最中坚又最主要的基础。
事实上，在现代化理论中，中产阶层一直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推动力量。Clark Kerr； John T Dunlop； Frederick Harbison and CA Myers；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在有关民主发展的研究当中，中产阶层亦往往被视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中介因素，在经济增长、城市化、教育日趋普及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队伍将会壮大，而他们的存在及成长，成为了影响民主化的关键性变项。参考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3； 1959； Samuel P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pp66～68。对阶级与民主化的关系另有不同的理解，见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过去台湾社会的阶层划分十分明确，现在则因为社会流动机会的与日俱增而越来越模糊。由于选择职业的自由，许多人得以逐渐提高自己的社会阶层；因此，既得利益者也无法轻易地维持其地位了。这种由下往上及由上往下的社会流动，自然而然造成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然而，中产阶层的定义却是见仁见智的，鉴于中产阶层的社经地位“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最常用的分类变项就是“所得”和“教育程度”了。
一般而言，中产阶层至少须有大专的学历，但是收入多少才算是中产阶层呢？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标，学界多不以数值资料来下定义，他们宁取个人资历为标准。由于中产阶层定义不一，其所占人口比例也不免因而分歧。许嘉猷说：根据新马派理论的统计，在1993年，中产阶层占台湾人口的34％，此一比例在1998年底时应已高达40％。许教授固定每十年做一次相关的调查。此外，他发现：中产阶层多集中在都会区，1993年时58％的台北市民是中产阶层，现在恐怕2/3都是了。同时，客观调查和主观认定所得的资料也不同。蔡瑞明副教授认为：主观认定的结果往往比客观调查高上10％～20％。一个人生活安稳，就自认为中产阶层了。他同时提供一个较为保守的资料。他说：以各项调查的平均值为立论基础，因此百分比不免低些。根据1997年的统计平均，客观调查下的中产阶层人口在25％～35％之间，而主观认定自己是中产阶层者则高达30％～50％。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盖浙生教授的资料又不同了：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在1986年时是45％，到了1994年则上升至55％。他同时指出，中产阶层的中数分配对社会大有好处，一个社会若有60％的人是中产阶层，而上下各占20％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很稳定，因其弹性大，应变能力就强。他接着表示：因为社会开放，资源公平给予，于是使得社会得以容纳更多的中产阶层。过去中产阶层加速经济成长，同时减少贫富差距，但现今情况已渐渐改变了。根据许教授的研究：1951～1980年，台湾地区的所得差距一直在减小，因为财富的平均分配和不断的经济成长，台湾创造所谓的经济奇迹；但自1980年以来，连续13年，所得差距一直在加大，这是因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已由薪资收入转为财产收入。所谓财产收入系指股票、房地产等收入。薪资收入的差别不大，财产收入的差别则越来越大；然而，财产所得又是无法分配的，这也和商业形态的改变有关。1980年是一分水岭，指标如便利商店进入零售业和财团垄断情况日益严重。《社会流动——由社会流动到专业敬业》；许嘉猷：“根据新马派理论的统计，1993年中产阶级占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此一比例在1998年底时应已高达百分之四十”；蔡瑞明：“主观认定的结果往往比客观调查高上百分之十到二十。一个人生活安稳，就自认为中产阶级了”；盖浙生：“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在1986年时是百分之四十五，到了1994年则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五。”
台湾中产阶层（2）
愈见明显的贫富差距
曾经，台湾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缩小贫富差距而傲视全球。但是，过去十几年来台湾的贫富差距快速扩大，并恢复到1960年左右的水准。在经过三七五减租等土地改革后，渐渐缩小，在1980年时，达到最低点，即417倍。但是这条亮眼的曲线，已经悄悄上升。今年的倍数成长到55倍。55倍是指现在台湾最高所得20％家庭比最低所得20％家庭，年均所得多出140万元。而这还只是冰山的尖端，是看得见的以薪资、营业所得为主要统计依据的差距。若加上不能统计，或政府并未统计的财富，则贫富差距近年来的恶化状况更为惊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股票等资产所得。杨玛丽：《中产阶级，你为什么不生气？》；台北：《天下杂志》2000年第224期，第54页。
土地，一向是台湾最主要的财富项目之一，在每次转手及地目变更后，常创造巨大财富。但目前政府计算土地价值是依公告地价，而全台土地的公告地价平均约是实际市场价格的四成。因此土地交易后的获利所得，事实上被严重低估。依财政部资料统计，1976～1996年间，台湾土地交易者共获利10兆300亿，比台湾一年的“国民所得”还高（9兆8000亿）。但是只缴了1兆4000多亿的增值税，税率约只有1/10，远低于平均地权条例中所规定的40％～60％。因此，土地的巨大获利，大多进入私人口袋。股票市场更是近几年来少数台湾人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从1980～1998年，台湾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已经从2191亿元，成长到8兆377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224％。但是股票交易所得并未课税，若财富统计中加上这部分所得，贫富差距势必急速扩大。可以统计的，加上不能统计的，贫富差距恶化状况已经被许多人强烈感受到。尤其是全省只能以薪水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大中产阶层感受最强烈。同上引文。
中产阶层渐成弱势，与过去十多年来几个财富分配的税制，在庞大利益团体压力下，偏向富者密切相关。证券交易所得税及证券交易税，节节弃守，是其中之一。“台湾省财政部”：《1998年台湾地区家庭收支暨个人所得分配调查》；台北。
1低所得人却需缴较多税
不像土地、股票高所得不课税或缴低税，薪资所得者，一毛钱都省不了税。另一方面，他们的福利，也没有被照顾到。更荒谬的是，这群相对低所得的人，却是综合所得税的最大主要来源。依据“财政部”资料显示，1998年，全省人民所得中，只有557％来自薪资所得，而企业主所得占16％。但是在综合所得税来源上，薪资所得者却缴了高达723％的税，企业主只缴53％，与结构完全不成正比。而这个资料并不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