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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人都迅速地回复了我的短信，并没有人把电话打过来。理由我想很简单，发短信多么肉麻的话彼此都能写出来，但是真刀真枪地打电话估计我和大家都难免尴尬，都会面临说点什么才算合适的困扰。
只有薛涛打进电话。我最后一次见到薛涛是生病前，替妹妹小缨捉住骗子女房客的那个晚上。
薛涛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吓坏了吧？”
我一愣，这么多年了，我跟薛涛在一起要么斗嘴耍贫，要么愤世嫉俗，如此温柔的薛涛倒着实吓了我一跳。
薛涛继续说：“我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给吓坏了？”
我鼻子不听话地就酸了一下：“是……”
薛涛把嗓音压低到不能再低就好像在我的耳根旁说悄悄话，他说：“没事儿了，没事儿了，都过去了。”
我这就不行了，就哽咽了，我吸了口气，闭上双眼，想停止哽咽却哽咽得更加厉害：“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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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般起步（2）
我搜肠刮肚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藻来表达我那一刻的心情，我连连说了三遍“都过去了”，仿佛如此强调，那一幕幕就真的能过去。说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已经是在呜咽，我咬紧牙关，不让眼泪流出来。我其实是个爱哭的人，我的同事朋友家人甚至丈夫都不觉得我爱哭只是因为我从不在人前哭。
挂断薛涛电话的同时，我听到电话那端一声轻轻的叹息，我的眼泪，从我紧闭的双眼顺着眼角不可遏制地流出来。我双手抓着床单，尽量不发出声音。
这时候，小孙护士轻轻推门进来，她敏锐地发现了我的异样。
小孙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柔柔地、慢慢地用她特殊的混合了女孩子体味和消毒药水味道的气息说：“怎么了？哭什么？”
她很快发现了我床边的手机，接着说：“谁惹我们了？”
她哄孩子一般的口吻，让我忍不住挂着泪花笑了。
“没事儿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也是轻轻地回答她。
“就是么，本来就没事儿。好好的，什么都不用想。过一个星期，病理结果出来，没事儿，就回家了。”
小孙的声音渐渐提高了，她扫视整个病房，这话是说给所有病人听的。
病人之间的情绪非常容易相互感染，传播速度之快，不亚于任何病毒细菌，因为我的哭，东北病友也嘻溜嘻溜地哭起来，另一张床上的年轻姑娘也默默地呜咽着。
年轻姑娘得的是单侧卵巢囊肿，良性的，但是切下来的肿瘤有24公分；想必她也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居然一直以为是发胖，整天减肥，却没想过要到医院检查检查。据说她的老公看到瘤子，失声痛哭，说对老婆关心不够。
“你的手术大，要多恢复一段时间。再多住一星期，等伤口拆了线，一样回家。”小孙降低声音，低头对我说。
停顿一下，她接着说：“就算病理结果有事，也有办法治疗。宫颈癌对化疗挺敏感的，癌症里边治愈率最高的就是宫颈癌。”
我顺从地听着，顺从地点头。这样，我的心一点点复苏了，我想，手术结束了，噩梦醒来了，一切又要回到从前，这个插曲虽然痛苦却并不长……
生活这家伙常常就会跟人开各种各样的玩笑，开得你我猝不及防。美丽小孙的激情演讲还在袅袅升腾，护士长一脸严肃地跨进我们的房间。
“小孙跟我来，隔壁抢救！”
美丽小孙头也没回地就扔下我们跟着护士长出去了，剩下我们三个面面相觑。
我们不由得安静下来，同时伸长了我们的耳朵，聆听隔壁的声音。
隔壁传过来的声音显示一切忙而不乱。
紧接着我们就清晰地听到隔壁病人越来越急促的喘息，还夹杂着声嘶力竭的喊叫：“憋，憋，憋死我了！！”
再然后是走廊里有病人家属压抑着的哭泣。
没过一会儿，病人就没声了，只听到心脏起搏器徒劳的“噗噗”声，伴随着心电监护器不紧不慢的“嘀”一声又“嘀”一声地响着。
我们三个屏住呼吸，时间大概过去了20分钟之后，突然而至的一声号啕大哭，冲破所有的宁静。
于是又一阵忙而不乱的气息从隔壁直射到我们的病房，我们听着死者（已经不是患者了）被抬走，死者家属的哭声渐渐远去，护士们将抢救器械归位，然后是给病房消毒。
我们三个谁都没动，默默地躺在各自的病床上。
小孙护士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我们集体冲着她张了张嘴，想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刚刚抢救一个死者的事情并没有在美丽小孙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还是香香的带着天真而调皮的笑容走到我的面前，我不由得暗自佩服她的职业素质。
“洪小冰，我们刚刚开完会，护士长让我通知你再过两天就转入普通病房了，在二病区，所以从现在起你要多练习走路。”
我还没有回来呢，我还在刚才隔壁抢救的情境中没有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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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般起步（3）
小孙护士又看看东北病友和那个年轻姑娘：“你们都加紧练习吧。”
然后就又香香地离开了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下床，开始练习走路。下地、站立、走路，我们真的像婴儿一样，一天一个样地进步着。
所谓走路其实是绕着床转圈，我们三个同时沉默地无声无息地一圈一圈地转着。我们偶尔彼此看上一眼，却没有做任何交流，我不知道她们从隔壁抢救的情境中回来没有？其实，回不回来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个多么特殊的地方，置身其中，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慢慢地适应这里生死之间的急速转换，慢慢地消化掉这转换带给你的心灵冲撞。
我无声地走着，想起刚到肿瘤科病房时的情景，如今，我也成了一副幽灵状：一手托着肚子，一手随时准备扶着哪里，幽幽的，像踩着棉花，只有衣服偶尔的摩擦，发出窸窸窣窣的似有似无的背景音一般的动静。
我托着肚子，医学上的说法那叫盆腔，那里其实已经没剩下什么了，因为最温暖的孕育过生命的那些器官都没了，所以剩下的那些个物件们一定还很冷清。
手术后第二次见到陈卫东，我问他：“你都看见了？”
陈卫东愣了一下，明白我的问题之后就敷衍我：“嗯，搁一托盘儿里，吴主任亲自给端出来的。你喝口水吧再。”陈卫东举着水杯，要把吸管递进我嘴里。
我躲过吸管，有点儿急了：“你说啊！”我就是想听他多说两句，好歹也跟了我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以前见不着，这从今往后就更见不着了。
陈卫东扑哧就笑了：“嘿还别说，挺新鲜的呢。大夫端出来的时候也说，挺好的，很光滑，有点儿大，可能是让咱儿子给撑大的吧。 ”
活切的，能不新鲜吗？我心里的话，又问：“是整个儿的吗？”
陈卫东倏地收起了笑容：“一切两瓣儿，可以看到一大俩小三个瘤子。”
“来，这回该喝口水了。”陈卫东张罗着给我把吸管插到水杯里，又把水杯端到我的嘴边。他明显不愿意再多说了。
我心里难过起来，那种难过里有一点儿失重、有一点儿悲伤、有一点儿沮丧、有一点儿落寞、有一点儿惶恐，这左一点儿、右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地在我的心里均匀地搅拌着。我似乎看见了我那一枚比拳头稍大的子宫，它通体呈现粉红色，带着我的体温我的心思，一言不发一分为二地躺在那个冰冷的不锈钢的托盘里。我知道它是有一些怨言的，可是对不起我也舍不得你离我而去，你是功臣你孕育了嘟嘟；我也有怨言啊……
我继续扶着我的小肚子，我想我是不是应该看看这里的卫生间在哪里？离我们病房有多远？我不能总这么围着一张床转圈啊，我得探寻一下更广阔的天地。
年轻姑娘和我不约而同地来到门口，我们俩谦让了一下，一前一后走出病房，楼道里洒满阳光，晃得我看不清路，旁边就是那个还在紫外线消毒的隔壁病房，房门紧闭，窗户上也贴上报纸。我隐约能看到紫色光线从门缝儿透出来。我停在那儿没动，还继续走着的年轻姑娘撞在我的后背上，我们俩同时惊呼一声，我晃了晃，右手扶墙站稳。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过后，年轻姑娘的丈夫来到近前，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杀出来的，还没有到探视时间，他一定是躲在哪，他已经跟医生护士打了三天游击了。
“今天你又藏在哪了？”我们俩忍着笑，异口同声地问。
“水房？”年轻姑娘有点儿嬉皮笑脸，突然她又拉下脸，声音不大底气不足但一字一顿：“不许去女厕所！”
我扶着墙，慢慢转头，对身后说：“快回去吧你，别逗我了。”
两个人转身回去了。我小憩一会儿，继续前行。我咬着牙，使足了劲儿，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用力地“飘”到了卫生间门口。
然后我哈着腰，扶着墙，站住，喘气。
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姨也像我一样哈着腰、扶着墙、站在卫生间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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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般起步（4）
我的到来明显惊动了白发阿姨。
她努力地抬起头来，竟然双眼噙满了泪花，她冲我说的话竟然是“我不想活了！”
我心里一紧，身体一惊，险些站不住，我赶紧双手扶墙问她：“怎么了阿姨？”
白发阿姨就有些屈辱地哭着说：“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