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欢是宫颈鳞癌Ⅱa期，已经大出血，她有点儿害怕。我说你必须尽快手术，医生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11日何欢进了手术室。
病房里没有了幸灾乐祸的何欢，显得有点儿寂静。我忽然想起，我手术已经7天都过了，病理结果该出来了，小孙护士不是说一星期就出来么。
我问医生、问护士，都说没出来，马护士更是和颜悦色地告诉我：要安心等待病理结果，同时还要乐观、要配合治疗。我有些怨气了：不是都给我切得一干二净还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和扫荡吗？什么病理结果啊这么难出？还要等多久啊？
后来我看我的病历时知道，其实，我的病理结果就是在10号出来的，但是因为我还没拆线，所以医生们就没告诉我，他们居然就一点儿都没有流露出来。
而对于我，病理结果迟迟地不能出来，也就是说我迟迟不能知道我的情况究竟有多糟……我有点儿担心，还带点儿侥幸，加在一起就是郁闷。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显得空荡荡的。我躺在病床上，把白被单盖上，掀开，再盖上，又掀开，我用脚配合我的手，把被单掀来盖去，弄得扑啦扑啦响，总算有了点儿动静，否则病房里静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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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结果：转移（2）
就在我百无聊赖地耍弄被单的时候，门口一阵热闹，接着我的房门被推开。我停下手脚，期待着。
帮我打破这郁闷的是老16床！就是我刚住进医院时的那个个子高高的宫颈癌Ⅲ期的病友。她原本光秃秃的头已经长成茂密的板寸，年届四十的她，越发显得年轻，大家都说她像宁静。很多人来跟她打招呼：“来了，‘16床！’”原来她当时在医院是出了名的乐观，现在她恢复得这么好，连医生都惊讶。
她是带她的妯娌王晓月来住院的。因为她的病，她动员家里的女性亲友都来检查检查，结果她的妯娌果真检查出是癌前病变，医生说做锥切，但是因为锥切有可能切不彻底，反正也有孩子了，所以“16床”劝她的妯娌索性做子宫全切，这样王晓月就住进我们病房，成为23床。
安顿好弟妹，“16床”并没有走，她也顺便作了复查，还是“未见异常”，大家都为她高兴，她也兴致勃勃，居然给我们讲起她原创的各种段子，有带色的也有不带色的，但这些段子本身真的惹得我们哄堂大笑。后来经验告诉我，病友之间的感应是很神奇的，相互之间的情绪感染也非常快。一粒悲伤的黑色水滴能迅速污染整个病房的洁净的空气；同理，一小股快乐的风也能扑面而来，一下子吹遍病房的每个角落。“16床”的各色笑话叫我根本忘记自己的“病理结果”还处在待定阶段。而之后我也养成了随时随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创“段子”的策略，因此我们的病房总是沐浴快乐的风。
大家正说笑间，护士小张推门进来，她抱着病人的衣物，身后跟着由老伴搀扶着的64岁的李老太太。李老太太刚从楼上重症监护转到我们病房22床，他的老伴看上去70岁左右，两个人都是步履维艰，老太太还痛苦地捂着肚子。我和坐在23床的王晓月对视一眼，我们眼神交流的是：生病也要趁年轻。
“16床”起身告辞，王晓月麻利地起身穿鞋，送她的嫂子出门。路过门口卫生间的时候，她还不忘对着镜子理一理头发。王晓月30出头，说话莺声燕语，头发烫成大大的波浪，她好像很在乎自己的发型，时不时就要整理一番。
晚上，陈卫东来看我，吃过佳崴送来的饭菜，我以慢动作下床活动。我慢慢起身，坐直身子，缓缓挪动双腿，找到鞋子，穿上，站直身子。每做一个动作，我都要停顿一会儿。我刚要迈步，就见正在接电话的王晓月挂断电话，“噌”地起身，穿鞋，跑到卫生间，梳妆打扮。原来一会儿有人要来看她。
我怔怔地看着她完成全套动作，脚下竟然不想挪动一步。我看不见我的脸上是什么表情，但我知道，一定是满眼的羡慕；陈卫东看懂了我的表情，他俯下头在我耳边小声说：“别看她现在蹦得欢，过不了三天，她就会像幽灵一样在楼道里飘。”我顺手在陈卫东搀扶我的胳膊上掐了一下，右手扶着肚子尽可能的轻轻地笑。
我们的病房又恢复了病房应有的忙乱：手脚麻利的王晓月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备皮、灌肠；刚刚度过术后重症监护的李老太太则大多数时间是躺在床上，时不时会忍着痛苦下地活动，就是在楼道里幽灵般漫步；我介乎二者之间，身体在一天天恢复中。
6月14日一早，王晓月上楼手术了；在我看来她的手术实在是小“CASE”，但是她还是掉了几滴眼泪，颇有些悲壮地随护士走了。
术后两周了，我的伤口可以拆线了。上午医生查完房，谢大夫就给我拆线了，“25针，不错，伤口恢复得很好，还是年轻”。去掉腹部伤口的纱布，我的全身仿佛都轻松了许多，我轻轻地但是深深地做了一个深呼吸。
下午，护士遵医嘱给我拔除尿管，嘱咐我尽量排尿，3个小时后测残余尿。“残余尿量少于100ML就说明膀胱功能恢复了，就是合格，否则还要插上尿管。”
我很是郑重地答应着，同时我脚步轻松地甚至自我感觉有些轻快地一趟趟跑着厕所，我生平第一次觉得排尿是如此重要的人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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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结果：转移（3）
就在我有些严肃地谨遵医嘱的时候，何欢回来了。应何欢的请求，她提前一天回到普通病房，重新回到23床。我一身轻松地迎接何欢的回归，并且像当初她照顾我一样地照顾她，帮她端药倒水、拿这拿那。那迟迟不出的病理结果和那个“隔壁”离去所带给我的恐惧，被我和何欢相互需要、相互温暖的关系一点儿一点儿冲得淡了。
何欢今年26岁，她17岁结婚，生子，20岁离婚，然后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北京嫁给现在这个小她一岁的小老公。何欢爆脾气好心眼，再婚的这个小老公好心眼还好脾气。
她的年轻的小老公看看躺在病床上、一张脸还是像白纸一样的何欢，有些无助地转头叫我：“大姐！”何欢跟着老公也喊我大姐，她还有些气若游丝，这让她显出难得一见的温柔，我的心里一股暖流涌起。
何欢的小老公回忆起手术经过说，手术结束那天，看着何欢身上挂着五六个瓶子回到病房，他自己忍不住抱头痛哭。说这话时，小老公依旧眼含热泪。
尚未度过术后疼痛期的何欢，躺在床上也闲不住，医生查房的时候，她问周主任：“我们的子宫切了，那原来子宫的位置现在是什么啊？新长出来的是肉么？”
“如果是一坨死肉，上面没有血管，没有新陈代谢，会不会臭？”李老太太也插话说，我们三个人的手术范围差不多。
周主任笑了：“那个位置不会空着的，你的肠道会向下移动，还有你体内的腹膜、组织液等等会填补；再说，子宫也就拳头大小，卵巢只有鹌鹑蛋大小，很快就会填满的。”
医生们询问过我们三人的情况后，陆续往门外走。
何欢叫住即将走出病房的李大夫，问：“你用刀拉我们的时候，是滋滋冒血么？”
李大夫对这个问题有点儿轻蔑，他笑笑说：“是活体当然要冒血了。”
“那你害怕么？”何欢问。
“拉多了就不怕了。”有病人叫李大夫，李大夫急忙答应着走了。
“听听，‘拉多了就不怕了’，咱们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坨肉。”何欢撇撇嘴。
“是‘活体’。”我纠正道。
医生见多了病病灾灾、生生死死，一定是有职业性冷漠的，我想，否则对每一个病人都给予亲人般的温暖，这么好的医生恐怕也活不长，累都累死了。其实作为病人，我们也并不奢望从医生那里获得家人般的照顾，我们只要医生们职业就行。因为那么多的病人，真的是千差万别。毕竟医生的工作需要理性，特别是手术，不是说很多非常好的医生都不给自己的家人做手术吗？
应该说二病房的医生们跟病人相处的大都不错，我想这跟肿瘤科这个特殊的病种不无关系，肿瘤病人住院的时间都比较长，时间长了，交流多了，就有机会彼此了解，所谓日久见人心，了解了就容易理解了，彼此理解就可以相处融洽。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李老太太是个“知识分子”，她问问题显得很有知识，对，老太太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在我看来，她甚至有些教条。
老太太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伤口恢复得慢，李老太太总是担心自己肚子的刀口会开。于是，她每天捂着肚子，弓着腰站在门口，叫住过往的医生：“周主任，您留步”，或者是“李大夫，您慢走”；然后让医生给她看看：肚子是不是开了。二病房的医生都被她叫遍了，搞得医生们哭笑不得。
每天查房，她都会向医生投诉：护士不按时给她测血糖。医生规定两小时测一次，比如应该2∶00测，她告状说护士2∶05才来测。
此外，教条的李老太太要求自己必须每天大便，我经常会在凌晨四五点钟被“咯吱咯吱”的咀嚼声吵醒，原来是老太太在吃小黄瓜。
小黄瓜不管用，老太太决定用开塞露。
我劝她：“您手术后没吃什么东西，不可能天天大便，这很正常，我就是七天才排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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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结果：转移（4）
老太太不听，查房的时候对医生说：“你们的开塞露不好，不会是假药吧。怎么我用了三个，一点屎都没有拉出来，蹲了半天就卟卟放俩屁。”
我和何欢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笑；我忍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查房的医生也被李老太太带着唐山味儿的普通话和教条到难以理喻的做法给逗乐了。
我们这样的病人，手术后除了面临恢复大小便功能这样的基本问题，还有一个话题，似乎也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