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是快到晚饭时才吐了一次。本来不想吃晚饭了，就没让佳崴送饭，但是纤纤的爸爸说纤纤想吃疙瘩汤，一个人又吃不了一份，于是我和何欢、施丽华一起加入，我们四人合吃了一大盆疙瘩汤。好久没吃了，还挺香。
何欢和纤纤的爸爸一起从饭馆买来热气腾腾的疙瘩汤，分好四份，几个化疗病人吃得热火朝天。
吃完，纤纤的爸爸坚持帮每个人刷碗，然后一一放好。
施丽华跟纤纤的爸爸年龄相仿，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叫住纤纤的爸爸。
“大哥，你闺女是卵巢癌？”
何欢搬了把椅子，让纤纤的爸爸坐下，“纤纤的小男朋友来了，您先别过去了。”
“是同学。”纤纤的爸爸纠正。
“是是是，是同学。”何欢敷衍着，还是把纤纤的爸爸摁在椅子上。
“纤纤的妈妈怎么没来？”施丽华忍不住好奇。
“她妈几个月前出过一次车祸，还没有完全恢复。”纤纤的爸爸眼神儿暗淡了一下。
“唉，怎么这么倒霉？”施丽华话一出口，立刻看看何欢，何欢也看着她。施丽华赶紧改口，“纤纤做手术了么？”
“做了，切除一侧卵巢，她还太小，有生育要求，所以保留一侧卵巢。”纤纤的爸爸说得很专业，“但是因此要密切观察，终身随诊。”
“我们都要终身随诊。”我插话。
“是，我也是。”何欢也说。
“不过我们还真是遇到好医生了。”纤纤的爸爸声音高昂起来。
养到18岁的女儿得此大病，父母的心情不用问我也能体会得到。所以，纤纤的爸爸说，手术前给主刀的吴主任送过红包，他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救女儿！我非常理解。让他没想到的是吴主任把红包还给他，并且对他说了一番话。吴主任声音不高但句句敲击他的心：“你女儿18岁，我女儿16岁，都是花儿一样的年纪，谁看着不心疼啊。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尽心尽力治好她的。”
闻听此言，纤纤的爸爸很是感动，但是他想也许手术的结果未知，她不好收下红包，再说现在卫生部查得又比较紧，等做完手术再说吧。
手术后，结果不错，纤纤的爸爸再次来到吴主任的办公室，递上红包，说：“这一次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吴主任轻轻推回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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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哥们儿不努力是敌人太狡猾（6）
我能感到纤纤的爸爸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那种压抑着的感动。他有点儿迫不及待地想与我们分享这份感动。
我仿佛看到寂静的手术室里，被麻醉的清瘦的纤纤躺在手术台上，冷静无言只用目光交流的医生们，与之对应的是手术室门外焦急的父亲和他的粗重的呼吸。
就算手术刀寒光闪闪、冰凉刺骨，但是当它握在一个充满温情的医生手里时，它仍然可以传达温暖、传递温情。
纤纤的爸爸走了，何欢忽然发现我好久没说话了，走过来，看看。我睁开眼看看她，又闭上眼。
“小冰姐，我看出来了，你一难受就不说话了；我不行，我得跟我老公嚷嚷，得发泄出来。”
“发不发脾气都是难受，何必再搭上别人；再说，家里人的压力不比你小，你还能发泄，他们只能忍着。所以自己能忍就忍，别老跟人家发脾气了，到头来还是得人家照顾你。”
我知道何欢又欺负她的小老公了，她需要找个台阶，所以我闭着眼，劝她：“赶紧给人家发个短信，赔礼道歉，人家马上就过来。”
“小冰，你老公呢，怎么没见过他来？”施丽华一定已经憋了很久了，终于找到机会问了。我只好转过身，回答道：“上前线了。”
“什么？”施丽华诧异。
“她老公是记者，出国采访了。”何欢替我解答。
“哦，我说呢，我还以为你离异了呢。”
不光是施丽华，好几个熟悉不熟悉的病友都有此疑问。其实我早就看出他们眼中的异样，但我没有解释，我不喜欢解释，尽管经过生活的摔打，但我骨子里还是有点儿清高。然而听了施丽华的话，还是有悲凉的感觉一闪而过。但很快我就狠批私字一闪念： 洪小冰，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为了他的事业，我要自己扛，我必须自己扛！我只能坚强！
果然，没过多久，何欢的小老公就来了。
“还要我请你你才来呀。”何欢还有点儿气不过，或者还想绷绷。
我闭着眼都知道他们的样子，“行了行了，你们俩上后花园打情骂俏去，让我眯一会儿。”
两个人果然就出去了。哼，台阶也要我给找。
第五天的水化不怎么难受就过去了。次日检查血常规，白细胞又是2900。
“真没创意，怎么总是2900。我回家自己养吧，两周以后保证正常。”我要求出院。医生没有马上同意，还是观察了三天，见白细胞没再继续下降，才同意我出院。
一直在放疗的何欢也快结束治疗出院了，她的反应不是很大，所以她说：“放疗比化疗舒服多了。”她也认识卓玛，她问我：“化疗那么难受，你为什么还要化疗，不像卓玛那样放疗呢？”
我说：“我想我还是听医生的话。”
何欢早我一天出院了。这之前，何欢因为在外吃了很多辣辣的烤羊肉串，引起腹痛，差点儿二次手术，被医生护士一通批评之后，又输了两天液，才出院。
离开医院之前，何欢又哭了。
我笑她：“怎么我出院你哭，你自己出院还哭啊？”
何欢说：“大姐，以后我再跟我老公吵架谁劝我啊？”
我又笑：“那你不会不吵架啊？”
何欢倒是哭得更厉害了，何欢哭着听护士小张给她作出院宣教。
何欢泪珠盈盈，小张要去给她擦。
“不给她擦，不给她擦。”我连忙喊着，“给她老公留着，让她老公舔。”
“啊——”何欢大叫一声，“大姐，你真坏。”
“我错了我错了，应该说吻。”我改口，“吻干你脸上的泪，多浪漫，这怎么是坏呢。”
施丽华有点儿住不下去了，频频找医生要求出院，但是因为她有糖尿病，需要控制和观察。于是医生、护士，还有家人轮番劝说，我们的病房显得门庭若市。
她真是挺脆弱、挺惧怕陌生环境的，刚刚跟我们熟悉了，就要分开，她肯定是不愿意面对；但是没办法，生活就是让一个人变得坚强的过程。我想跟她说这句话，但是她的床边围满了家人，我插不进去话，也就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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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哥们儿不努力是敌人太狡猾（7）
我把垃圾倒进污物间的时候，楼道里一阵热闹。一个高高瘦瘦的小女子在跟来探视的友人道别。她声音很大，年纪不大，但很有大姐大的范儿。
我问对门门口站着的病友影子：“谁呀这是？”
“薛小白，才22岁，老公比她大10几岁，好像挺有钱的。”
7月26日我结束第二次化疗，出院回家了。
我的东西不多，一个小整理箱就搞定了。我静悄悄地走出病房，到医院门口打车回家。因为化疗和感冒，我无力也无心看风景。我意识到距离拥抱沸腾的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必须脚踏实地，必须一步一步来，那么就让我从独自出院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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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1）
我的父亲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知识分子。我的父亲毕业于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母亲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说起父辈，我不能不说说他们的责任感。他们那一代人对工作、对事业的责任感我们望尘莫及。嘟嘟都知道，姥爷是造导弹的。我记得1992年澳星发射失败，整整一个星期爸爸都是低头进低头出，我问他为什么，他摇头说：“抬不起头来，抬不起头来。”我有些不理解，也想劝劝他：“又不是你不让澳星上天的，你干吗抬不起头来？”爸爸继续摇头：“整个航天部都抬不起头来。”那一瞬间我感动极了，为他们那一代人的责任感感动。
我的父母都是学理工的，所以我们从小受的家庭教育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很奇怪，我们姐妹三人都学的是文科。
其实也不奇怪，我从记事起，爸爸就总是出差。每次出差爸爸会给妈妈写信，我识字以后，爸爸每次还会给我写一封信，导弹工程师爸爸写一手好字，文笔也很不错。信中，他用优美的文字给我描述当地的风景名胜，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好词语本”，上面记了很多好词语，都是摘自爸爸的信。所以我学了文学，也有赖于爸爸的栽培；包括画画，都是爸爸的启蒙和教导。爸爸说我动手能力强，他希望我学工科，但是歪打正着，我成了文学女青年。
从我确诊直到第二次化疗开始，我一直没有告诉父母我实际的病情，爸爸妈妈只知道我做了一个一般的妇科手术。但是第一次化疗出院回家，我看爸爸看我的眼神里怀疑和不安的成分多过欣喜与安慰，我看妈妈轻轻在我长达8寸的伤口上抚摸时，颤抖的双手充满了对我自己轻描淡写描述的病情的不信任。我知道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不容易轻信什么，他们重视的是证据。
爸爸是个心很细的人，我记得上大学时，一个周日下午我返回学校时，离开家之前我跑到厨房想找点儿零食，蒸锅里有两根我很爱吃的煮玉米，但是已经凉了。大概是跟同学有约，所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凉玉米，匆匆走了。
当我坐的公共汽车已经启动时，我看见爸爸骑着自行车奔到车站，我正在诧异，爸爸从窗口递进来一个食品袋，里面装着两根热气腾腾的煮玉米。我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幸亏公共汽车马上开走了。
相比之下，妈妈反倒显得大大咧咧，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