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具店门口白花花的阳光下，我见到了安凤美，我没能想到，安凤美变成了这样，她的两颗门牙脱了，没去补，头发白了许多，而且稀，衣服是最过时的。豁着的门牙和花白稀疏的头发，真是触目惊心，让人不忍。但她不介意，她微笑着，她叫我的名字，她说：飘扬，你回来了。她的声音像从前那样，清澈，没有杂音。我说：安凤美，我以为你不会来的。她说我怎么会不来？
我们找一家饭馆吃饭，一路走到水浸社，这一带已经成了餐饮一条街，街边摆满了水产和蔬菜，塘角鱼、黑鱼，九里香、枸杞叶、酸菜、芥菜，砂锅和铁锅，一切都是外乡没有的。我觉得它们就是南流能吃进肚子里的那一部分，也是不能吃的那一部分，是学校的操场、水塔、厕所，是人，安凤美和姚红果，雷红雷朵吕觉悟，张英敏赵细兰邱丽香，孙向明梅花党腐殖酸铵，这一切的某一部分，那些遥远的事物，它们变成了这些菜和鱼，排列在这里。
这时候我闪电般地想起了二炮，一家饭馆门口，铁笼子里正关着几只鸡，二十多年前，安凤美怀抱公鸡的形象，十分鲜明地出现在我眼前，许多年过去，我把二炮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只羽毛华丽的公鸡，跟魔术有关，但它没有变回过去的青春和时光，它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如果我不写下它，它从前的体温，姚红果的咕咕声，它在我们宿舍床底的窝，那些从食堂偷来的剩饭和菜叶，以及在六感，它陪着安凤美整日闲逛的时光，竹林，毒药，一切，也就彻底坠入时间的深渊了。
那次的合影没有安凤美，在南流和玉林的同学，几乎都到齐了。一九九八年，二十三年没见，大家都很踊跃，半夜三更叫开了旧电影院旁边的一家照相馆，我们排成了三排，坐一排，站两排，邱丽香坐在我旁边，她戴着浓密的假发，微笑着。但是没有安凤美，穿得最不体面的陈良勇都来了，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蓝色跨栏背心，看上去，跟一个搬运工差不多。但他不认为自己寒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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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五（7）
没有安凤美。后来曾想再去看她，又听说她家住得很偏，养了两只大狗，终于没有去成。
二00五年夏天，我往安凤美家里打电话，传出的是电信局的录音，电话欠费，停机。
听黄文惠说，安凤美离婚了，李海军出狱后到了广东，伪造了一张医科大学的文凭，买通一家正规医院的院长，包下一间诊室专治肝病，用廉价的六味地黄丸包装成祖传秘方，三千元一个疗程。很快，就发了大财。他在外面有了女人，不止一个。离了婚，安凤美很惨，她不要李海军给她的钱，儿子也给李海军了，她没有工作，糖烟酒公司早就倒闭了，全国的糖烟酒公司都倒闭了，安凤美已经四十七岁，她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她的父亲早已过世，所幸母亲还在，她住在娘家，蹭饭吃。她连电话费都交不起了。没有人能联系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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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六（1）
二00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南流已经不再是一个小镇子，旧的街道已经荡平，城区无限制地扩展，南流成了全地区最大的县级市。我住在县二招，心情沉郁。
一开始谁都找不到，姚红果在N城，她说到南流找刘国标就行了，刘却在广州。张英敏和吴一梅都在玉林，黄文惠的电话始终没人接。
高中毕业三十年了，离上一次见面也已过了七年，大家各自活着，活着活着，过去的人就慢慢不见了，过去的事也都没了影踪，经过的和没经过的，也都不知道了，高兴的和不高兴的，恨的和爱的，也都过去了。而人就都老了。就像刘国标说的，我们都四十七岁了呢。
连续几天，我吃完早餐就独自上街闲逛，我到县二招对面，旧电影院旁边吃米粉，旧电影院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书“综合治理办公室”。米粉是现蒸的，有很好的咸卷，软嫩滑，是南流给我的安慰。
我从公园路到东门口，到沙街，沙街已经被拆得只剩一小段，它不再是街道了，也不再叫沙街。我从西河桥绕到老的龙桥街，龙桥街又细又长，有我的小学。是星期天，没有多少人，旧舞台已经没有了，我上过课的教室也已拆掉，上一次，一九九八年，它们都还在。然后我往回走，到了防疫站旧址，我三到七岁就住在这里，四十年过去，它还在，是防疫站的房产，防疫站没有钱拆了盖新房，所以它还停在这里。每次回南流我都来看它，它一年比一年旧，积满了灰尘，正如一个老人，风烛残年。房子里住着人，是防疫站的职工，我对他们说，我一九六五年以前住在这里。他们说，喔啊，四十年了呢。我走到天井，看到了四十年前的旧水池，有人正在洗菜洗衣服，水龙头哗哗流着水，四十年前它就是这样流着水，在木盆里溅着水花，落在我小时候那件白底蓝点的衣服上。左边的一个天井也还在，那上面有一排房子，是化验室，那里面有一台显微镜，张英敏的妈妈整天对着显微镜看细菌。右边是办公室，没有住人，堆着旧桌椅，四十年前的一只白色的山羊躺在那上头，它被绑着四肢，大人抽它的血，一管又一管。我在宿舍那边听见羊的嘶叫声，由高到低，渐渐微弱，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去看。英树带着英敏去看了，英敏看到一个情况就跑过来告诉我，山羊哭了，山羊拉出了羊屎豆，山羊的嘴里出了很多白沫，山羊不会动了，山羊没气了。晚上食堂吃炖羊肉，香味弥漫了整个防疫站，每人都端了一盅羊肉汤，喜气洋洋。汤面上漂着几节甘蔗，用来去膻味。这是我童年时代惊心动魄的事件。
我沿着走廊走过我母亲的宿舍，我朝里张望，黑洞洞的，没有窗，母亲出差，我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在食堂开半份菜，五分钱，屋檐下挂着腊肉，有我家的一挂，我让师傅割几片，放在我的饭盅里一起蒸。我嘴里含着腊肉的余香，走过当年的冲凉房和厕所，这些都没有了，后门，后门呢？
不再存在的后门无声地打开，四十年前的阳光照耀在龙眼树上，我和英树曾偷过那上面的龙眼果，他身手敏捷，纵身一跃，就抓着了一串果子。龙眼树多年前就已不在。张英树，我女童时代的白马王子，他比我大三岁，张英敏比我大一岁，他们来自北京，既会讲一口地道的南流话，又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们家订有《小朋友》、《红领巾》、《中国少年报》，我刚识字，他们就让我看这些南流罕见的杂志报纸，我穿着张英敏的小花连衣裙照了相，歪着头，编着两根小辫子，这张照片至今在我的影集里。他们的母亲带我去看电影，我和张英敏手牵着手走在公园路上，心里长满了鸡蛋花、玉兰花、万寿果和红色的火水豆。
后门的平台是我第一次知道日食的地方，灰砖之上，放着一盆水，那是张英树端来的，他在脸盆里滴了蓝墨水，墨水在水中像烟一样。他要在水里看日食。他蹲在水盆边等着，也让我蹲着。他手里还捏了一块玻璃，那是他事先用烟熏黑的。他抬起头，用烟玻璃挡着看太阳，忽然他一把拉起我，把烟玻璃按到我的眼睛上，他说，你快看快看。玻璃已被晒热，他的一只手碰到了我的脸颊，燃烧的太阳在烟玻璃里浮动，它的边缘缺了一小块。浮动着的还有张英树本人，他是我眼中全南流最英俊的男孩，剑眉，面部棱角分明，身材匀称挺拔，知识广泛，伶牙俐齿，我和女孩子跳房子，他在旁边看，我感到我和他之间有无限的默契。那就是我的幸福时光，它凝固在一块青花瓷片上，右脚缩起，左脚轻轻一踢，瓷片闪着白光呼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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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六（2）
二00一年冬天，一个陌生女人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你母亲的同事，在昌平搞了一个戒毒所。她说她医科大学毕业在北医三院干了几年，后来辞职去了海南，现在是做的私营戒毒所。她让我有空去看看。我始终想不起来她是谁，说的是普通话，声音似曾相识，又像是完全陌生。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说你还是没想起我来吧，那你记得张英树张英敏吗？还有吕虹、陈黎明，这几个跟你年龄不相上下，都是医院子弟。你肯定记得张英树，她说。张英树就像一道闪电，他瞬间照亮了这个女人，我想了起来，她叫曾仰红，当年卫校毕业，到医院实习，还带我和张英敏下圭江河游过泳。二00四年十月，我和曾仰红约在王府井见面。三十年没见，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除了略胖些，基本容颜未改。她衣着自然，穿着一双旅游鞋，没有任何矫饰，但我相信，她是一个人物，说得上是叱咤风云。她给我带了南方的水果，杨桃，大番石榴，芒果，都是南流镇常见的水果。我们说到了南流镇，医院、西门口、县委会，突然间就说到了张英树，她说张英树娶的老婆很犀利的，烫着满头小卷。
我没有说话。我看到过张英树和他满头小卷的妻子，一九九三年冬天，我站在南流县妇幼保健站的楼顶平台上看到了他们，那是我高中毕业后第一次看到他，我曾去过几次他家找张英敏，看到过他们年迈的父母，但一次都没有见到张英树。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但从来遇不见他。他们家庭出身不好，地主成分，在六七十年代举步维艰。兄妹俩险些就没上成高中，英敏留了一级，辗转来到我们班，英树没能在南流城镇读高中，后来他到城镇附近的一个公社高中读了两年。
柳阿姨，他们的母亲，是我最佩服的女人，永远坚强乐观，永远自尊，她在家讲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出门就在北京话里夹着南流话的某个词，听上去很古怪拗口，她就这样操着南腔北调跟南流镇上上下下的人打交道，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她是怎样去跟公社下面的人交涉，让他的儿子读上高中的。她一生的英雄业绩之一，是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