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人,很爱朋友,很爱老百姓。他的朋友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但是那天我们没有和他上话,第二天他就走了。
我和他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5年他上任*部长后不久。那时我正担任《科技日报》副总编,请他到《科技日报》做个发言。在此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相互都知道。
那时我是被借调到《科技日报》的,我的人事关系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此前我待在中央党校。1978年,我作为主要作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汪东兴说我“砍旗、反党、反革命”。1982年,又有人提出要“砸烂*的理论班子”,要把我调到一个“小的大学”,接下来我被就赶出了中央党校,到了北京师范学院。
朱厚泽比我大两岁,他是1931年生人,长期当右派,后来当了贵州省委书记,但是时间很短,是耀邦把他调到*的,平时他的思想、作风也都处处向耀邦学习。
在《科技日报》发言时,他讲得不多,主要内容是做编辑、记者的,要讲真话,报纸要反映实际情况。我知道他这个人,他一向是追求讲真话的,在贵州做省委书记时,大家就说他比较*,老百姓很拥护他。
朱厚泽到了*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说话,他要先了解情况。当时 “左”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还很严,朱厚泽就提出了有名的“三宽”:宽松、宽容、宽厚。
他这个“三宽”的影响太大了,帮助和救了很多思想解放的人。那时有个叫雷桢孝的,写了一本《人才学》,人家批判他,朱厚泽就为他说话,说这本书没什么错误,保护了作者。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都很感谢朱厚泽。
也是因为这个“三宽”,很多“左”的人批评朱厚泽右倾。在任一年零七个月后,他就调离了*,成了任期最短的*部长。我常常说,他这个人啊,一辈子当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右派”。
朱厚泽这个人很有才啊,但是这些才干大多数都没有用上。有很多人一当官,走到仕途路上,为了往上爬,就不再讲真话,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中国像他这样的好人太少了。他有骨气,讲真话,也不受欢迎。
我们都退休后,时不时在一起聚一聚,聊一聊,成了老朋友。
朱厚泽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男高音唱得很有专业水准,非常喜欢摄影,也很喜欢游泳、打球,我们都没有料到他走得这么快。
我们在八宝山送别他时,原定一百多人过来参加,都是亲朋好友,结果有九百多人过来,其中很多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
他一辈子都很景仰耀邦,以前在聊天时,我还开过他的玩笑,说:“耀邦害了你,当*部长害了你呀。”
那时他笑了一笑,什么也没说。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孙长江: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作者之一。)
对话朱厚泽:我为什么要提“三宽”(1)
《看历史》特约撰稿┃韩福东
朱厚泽病逝的当天下午,记者赶到设在朱厚泽家中的灵堂。屋内哀乐回旋,遗像前有*夫人李昭率家人等献上的花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夫人汪志馨等人也随后赶往灵堂悼念。朱厚泽妻子熊振群说,朱厚泽逝前因接受放化疗,身体已经没有抵抗力,春节过后,在20多天的时间内病情就快速恶化。谈及伤心处,忍不住泣下。前来追悼者,也感怀落泪。
三年前,记者曾对朱厚泽做过专访,访谈内容因故一直没有刊发。今将其整理如下。
■ 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有利于探索和发展
记者:你1985年下半年出任*部长的时候,文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朱厚泽:我当*部长的时候,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方面,老的办报办刊的思想、反对进一步多元化的思想,还是很强大;另外一方面,市场化、对外开放,加上党内一些识时务的领导人,都在推动多元化。
这两种力量是激烈冲突的。我是*结束后的第六任*部长。我在1985年8月自贵州到北京后,一直到12月都没有公开讲话。后来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各方面有什么反映?我说别人的反映就是一条,不见(我的)动静。他说,大胆一点嘛。后来又请人给我带话:准备个报告,提到书记处大家讨论嘛,讨论时我们支持你,放开一点。我没接受耀邦的意见,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太理想主义。
我和其他部长不一样,其他部长来了之后,就是三把火,准备文件请中央批,然后就向外发布。
记者:你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你都做了些什么?
朱厚泽:我那时什么会也不开,我要开就开座谈会。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我就围绕这个准备通过的决议,到处开座谈会,听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理论家和文化官员等各方面的意见。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是赞成还是反对我的想法。我在*,一年的时间在干这些事,不断和各方交换意见。
记者:你当时有些什么想法要和他们交流?
朱厚泽:集中到一点,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那句话,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条件。只有这么一个口号。
1986年3月,召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会议,借着这个会议的机会,他们让我讲些话,我就讲了些意见。后来我的发言的新闻稿(不是发言全文)被登在《文艺报》上,新闻发出来之后,各方面议论纷纷,有些人赞成,当然不赞成的人也有,磨刀霍霍的。第二天我去参加出版界的会,他们让我讲,我也讲了。后来在理论界的座谈会,我也讲了讲,最后就引出问题来了。
我听到一些反对的传闻。既然传闻来了,我要回答这些传闻。后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我就把那三个“宽”一起讲了:对不同的意见要宽容一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宽厚一点,整个的环境、氛围要搞得宽松一点。我就展开了,从文艺方面扩展到其他方面。我说,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有利于探索和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而自然界的冲击和社会生活的冲击随时都会到来,完全刚性的东西是不耐冲击的。只有保持一点柔性一点弹性,才能适应这个局面。无论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家庭问题,这都是需要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对话朱厚泽:我为什么要提“三宽”(2)
我讲了这些话,没有准备见报。文化部有一个报纸叫《中国文化报》,等于是行业报纸。他们说要刊登,我说你们的报纸发行多少份?他们说就几千份,等于是系统内部的报纸。我说,那好,你们要登就登吧。结果刊登之后,《人民日报》的人看到了,也不跟我说,也不跟他们当时的社长钱李仁说,直接就发了一个摘要在理论版,大概占了三分之一版,题目叫《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时我正跟钱李仁在北戴河开会,早上一拿《人民日报》:呦,怎么搞的?过了一会,习仲勋的夫人给我打电话,说仲勋让我晚上到他那去。晚上吃完饭,我就去了。吃了一会西瓜,习仲勋才高兴起来了:你今天发了一篇文章,我让送到老爷子(*)那边去了。
我本来不愿意用很公开很正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观点。这篇文章让各方面议论纷纷。说好的和不赞成的都有。
记者:在*时代,文化领域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朱厚泽:客观地来讲,*是支持变化的。袁鹰有一段回忆里面就讲到,1985年春开的作协代表大会上,要选举新一届的理事会,再由理事会选举新一届的主席团。当时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小组,已经拟就了一个人事名单。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时就问,这个名单究竟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如果是“指令性”的,那我们党组做工作,保证执行;如果是“指导性”的,那我们还可以商量,听听代表的意见。*怎么回答呢?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
昨天我才听别人说,*不仅讲到这,他还说“永远都是无效性的”。就这么回答的。作家选他自己学术组织的领导,你们干嘛要管这么多?
记者:在这次作协代表大会后不久,1985年7月,你就开始出任*部长了。你当时都提倡些什么?
朱厚泽:我是主张搞活一点。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我跟他们讲,艺术品是艺术家在创造,小说是文学家的作品,学术文章是人家研究员、教授的事,*干什么?给人家提供一个好环境,让大家奋发努力。
记者:在*时代,你觉得文化领域有了哪些变化?
朱厚泽:邓时代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等人都主张学术探索、文艺创作要搞得活一点,在党内有这种宽容的人和宽容的力量。还有一个因素是*要开放,他要跟世界接轨。意识形态上的单打一,怎么可能跟整个开放的形势不矛盾?外国进来的不光是汽车。汽车本身是文化的载体,技术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经济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相互影响。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把农民的手放开
记者:你离开*到农研室时,农村的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么?
朱厚泽:总的讲,还是往前发展的时候。当然,我1987年到农研室时,农村也有很多矛盾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那时就有了。那个时候,农民开始到这个广东附近去打工,乡镇企业开始放开,温州和苏南也在向前走,形势还是比较好。
*复出后,在处理政治问题的同时,最大范围地解决农村问题。耀邦、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