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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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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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前的“消极态度”不同,毛泽东对这次镇反运动非常关注。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帮会的末日时刻(3)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言下之意,即使没有朝鲜战争,帮会势力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依然会被铲除,差别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
  ■ 布局
  “双十指示”发出后,罗瑞卿立即组织公安部全面落实镇反运动,消灭帮会势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是我们抗美援朝的方针,更便于进行肃反;二是党委领导要加强;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计划、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敌人。”
  按照罗瑞卿的计划,镇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10月为第一阶段,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道会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952年10月—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根据这一思路,罗瑞卿决定首先在老解放区完成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开统一行动,全面取缔会道门。几天之内,逮捕了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2050人,破获密室暗道93处,缴获没收大批反动文件与粮食财产,“给了一贯道领导机关以摧毁性的打击”。
  随后,罗瑞卿又亲自指挥,在北京市发动了取缔一贯道的行动。经过两个月的运动,登记点传师720 人、坛主4775 人、三才663人;封闭大小坛1283处,声明退道者万余人。
  经过一期镇反,老区的帮会势力基本被取缔。
  ■ 帮会的末日
  运动伊始,为避免出现“左”的偏向,造成镇反扩大化,*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比较谨慎。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也为镇反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随着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开始对镇反运动产生了不满情绪。而罗瑞卿的南巡报告,又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的判断。
  相对于北方老解放区,南方新解放区的镇反运动进行得困难得多。为了考察和指导南方地区的镇反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罗瑞卿连续出巡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在考察中,他认为,南方各省对镇反运动的认识普遍不足,对反革命的*力度不够。
  毛泽东对镇反运动的不满很快就影响到了罗瑞卿后来的工作。
  1951年1月到4月,毛泽东多次下达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他甚至“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泽东致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电》)。随即,各地区及省、地、市领导人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人犯计划。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镇反运动很快就跃出了法律的框架,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虽然4月以后,毛泽东本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罗瑞卿也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反复强调要“适当收缩”,控制杀人数字,并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但并未从根本上制止各地乱杀多杀的问题。
  到1951年10月,为期一年的第一期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抓捕262万人,处决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120万人。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总计“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两年来的政法工作》)。如果这组数据准确的话,在一年多的镇反运动中,帮会组织至少有万人被处以极刑。
  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前两期的镇反运动中,只有老解放区的帮会势力被彻底取缔,新解放区只*了帮会头子,大量的帮会组织尚未彻底清除。
  1952年10月12日,罗瑞卿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表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即第三期)镇反的中心,也是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1953年底,第三期镇反运动基本结束。但各地的镇反运动却没有完全停下来,直到1956年左右才陆续结束。
  经过三期镇反,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政府取缔,而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则“无形解体”。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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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迁台兴衰(1)
《看历史》特约撰稿┃王丰
  不论是协助孙中山搞革命,还是蒋介石身属青帮弟子,青帮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帮随国民党政府撤守台湾后,受到严厉压制,如同敝屣,日渐式微。
  穆万森,一个典型北方青年。在人命轻贱如蝼蚁的战争岁月,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但是,天晓得穆万森祖上前辈子招谁惹谁了,原本默默无闻,人在异地身是客的他,在1956年到1957年,竟然接连两年成为台湾报纸社会新闻热点人物。
  1956年12月12日,《联合报》社会新闻版头题新闻写道,台湾桃园县八德乡发生一宗全家五口被杀的灭门血案。警方检验受害者尸体时发现,死者之一的谢如姬,双手指甲缝里残留有带血的皮肉,应该是死者遭受凶手攻击的瞬间,奋力抵抗凶手造成的结果。只可惜,当年警察尚未具备DNA检测能力,不然,死者谢如姬指甲缝里留下的皮肉,必定是警方破案的最有力证物。
  1950年代,台湾民风十分纯朴保守,居然爆发一家五口被杀惨案,坊间臆测这宗血案,必定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政治黑幕,而非单纯的刑事凶杀案。灭门血案唯一的活口叶震,早先在大陆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会计主任,案发当天,他刚好不在家,故而逃过劫难。满天飞舞的谣言传说,叶震一家五口被杀,疑遭军统家法制裁,军统特务疑心叶震侵吞戴笠财产,故而下此毒手,以示报复。但这宗连杀五命的灭门血案,惊动岛内,台湾警方承受巨大破案压力,哪敢稍有疏忽。于是,穆万森这个倒霉的北方汉子,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推上悲剧舞台。
  当蒋介石大陆政权行将覆灭前夕,30岁的穆万森,仓皇跟随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青帮成员”。穆万森的人事档案上,他的学历记录是华北大学文学院毕业。但是,1957年9月19日,台湾报纸显然受制于警方讯息的严重扭曲,把穆万森形容成一个作恶多端的凶神恶煞,说他“聪明多智,能言善辩,……可惜他一步走错误入歧途,日与江湖流氓为伍,参加帮会为非作歹。”台湾报纸指称穆万森;“在他的那一个圈子中人,真是一颗智多星,人人尊他为‘大哥’。”还有些坊间小报甚至传说穆某会技击点穴画符念咒,被媒体塑造成江湖术士。极尽抹黑之能事的词句,在早年台湾警方的刑讯口供中,屡见不鲜。
  ■ 打压青帮
  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不久,当局惊魂甫定,在岛内撒下天罗地网大肆搜捕地下党。“青帮”固非国民党军特宪警单位的头号敌人,但也因为被视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一批人,遇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总是优先被治安单位驱赶到社会阴暗角落,难见天日,甚或被列为打压对象。穆万森的“青帮分子”身份,尽管只在报端轻描淡写,未曾引起社会过多关注,但明眼人似乎已看出某些端倪,警方希望给穆万森扣上“青帮分子”大帽子,借机大作文章,抹黑其档案纪录,向社会强烈暗示穆万森的犯罪潜在威胁。日后,媒体才作出公正报道,穆万森是严刑讯问之下,屈打成招。当局才被迫承认,这桩五口灭门血案真正凶犯早已逍遥法外,逃之夭夭。
  穆万森的犯罪分子形象,并未获得澄清。先前警方向社会公布的穆万森背景档案,已经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档案称穆万森是“青帮重要分子,彼为青帮首帮江淮泗帮悟字辈行廿三洪帮打义字旗。”媒体亦步亦趋警方粗率办案的逻辑,一口咬定穆万森:“平日行为不端早被治安人员注意,而且犯有前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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